音乐天才在费加罗的婚礼上倒下

靠近上海音乐学院的复兴中路是条宁静安详的马路。早上9点，从复兴中路骑自行车去音乐学院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太阳透过沿街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照进了马路边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里。石库门的三层是个另外搭出的阁楼，29岁的赵智龙就借住在这里。他曾经也是上音的学生。

阳光透过窗户射进了这间15平方米的小屋。温暖的金色闪烁着赵智龙半梦半醒的双眼。躺在床上的赵智龙记得自己今天得去长征医院接受又一次的血透，他的生命是要靠每周三次的血透来维持的。他起身半靠在床上，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真希望能把那整片整片的阳光都吸进肺里，融化进自己的血液，杀死那些该死的病毒。虽然如今的赵智龙已经不像刚刚得知自己的病情时那样手足无措了，但他仍带着淡淡的悲哀看着窗外那只叫得唧唧喳喳的麻雀，感受着生命的喧闹。

赵智龙走到窗边，看着路上来去匆匆的上音学生，他忽然觉得老天是不是和他开了个玩笑。赵智龙，出生在江苏农村，当年以专业总分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上海歌剧院工作。当所有人都在羡慕他有个如花似锦的前程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去年年底，赵智龙被查出了患上了“尿毒症”。忽然间，他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阴霾。生活的车轮在奔向灿烂的未来时，突然转了个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让人无法接受。

上音的扬州状元

走下摇晃的木头楼梯，每次赵智龙都是一个人去长征医院做血透。走过昏暗狭长的楼梯过道，赵智龙总会联想到自己的生命也正在经历一个黯淡的阶段。他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下楼的几分钟，赵智龙觉得自己在努力穿越一种恐惧，直到双脚踩到了地上，他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

赵智龙也把这种对黑暗的穿越视为生活对自己的考验，其实这样的考验在赵智龙二十九年的生命中已经不止一次了。作为扬州市建国后第二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学生，在那场人生博弈中，他是胜者。

赵智龙的父母都在江苏农村的文化站工作，家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由于受父母的影响，赵智龙从小喜欢音乐，家里的乐器他只要拿上手，过个几天就能鼓捣出音乐来。1995年，初中毕业的赵智龙没有填报高中，很多亲戚朋友都不太理解这个小家伙学习成绩还可以，为什么不顺顺当当地读个高中，考个大学，为家长争光露脸。其实，赵智龙有自己的想法，他决定报考自己心仪已久的扬州文化艺术学校，做个职业音乐家。

能弄响各种乐器的赵智龙还是没有办法和很多从小学习乐器的同学竞争。不过老师还是看在他乐感极佳的份上，招收他为扬州文化艺术学校声乐班的学生。能够进入正规的艺术学校念书，赵智龙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在学校他是公认的最用功的学生，毕业后，赵智龙被学校挽留当起了老师。

这应该是条很平坦的道路了，能在艺术学校当老师，多么让人羡慕啊。不过赵智龙并不安于现状。他组织了一个小型乐队，自己当主唱。其实，那个时候赵智龙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带着自己的乐队闯荡一下大上海。凑巧的是，赵智龙有个被分配到扬州市一个文化单位的同学恰好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同学打电话给赵智龙，也劝他带着乐队到上海闯闯。

上海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只要你有本事，不怕没有伯乐。赵智龙毅然辞职，带着他的乐队来到上海。不多久，他们在上海红星剧场找到了演出机会，每天演出三个小时，收入还算不错。那天，劝他到上海来发展的同学去看赵智龙的演出。原本赵智龙想在同学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已经能在上海站住脚跟了，不料，却被同学迎面浇了一头冷水。同学对他说，你就准备这样永远带着你的草台班子跑江湖了？这一问，把赵智龙惊醒了。赵智龙的同学劝他去试着考考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一下。不仅如此，他还把赵智龙介绍给了自己在音乐学院进修的班主任顾平教授。

顾平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副主任，每年声乐系招的新生都要经过他的耳朵同意。直到现在，赵智龙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顾平教授时的情景。两人是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见的面。虽然是熟人介绍，第一次见到大教授，赵智龙紧张得连手都不知道放哪里。顾平看着他，不冷不热地吩咐他唱几首歌。

其实，赵智龙已经预料到老师会让他试唱。他接连唱了4首自己最拿手的曲目，这些都是他在扬州文化艺术学校读书时学得最好的歌曲。在上海演出时，赵智龙也是靠着这4首歌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满堂彩。

为了选择这4首歌曲，赵智龙花了很多的心思，既不能让老师听出自己演唱技巧里的“江湖味”，又要让老师从这4首歌曲里面充分了解自己的嗓音特色，博得老师的好感。谁知如此用心良苦，换来的却是顾平教授的一脸平静。这时，赵智龙心想：完了完了，他估摸着顾教授会客套地说，小伙子就把唱歌作为一个爱好，考音乐学院的事情还是先放放吧。

心已经凉了半截的赵智龙两眼瞪着顾平教授，等待着最后的“判决”。顾教授思考了许久，忽然意味深长地提问，“考上音要试唱意大利语歌曲的，你会吗？”赵智龙忽然像是被电击了一下，回过神后他立刻回答：“现在不会，但是一个月后，我肯定能用意大利语唱歌。”后来，等到赵智龙真的成为了顾平教授的学生后，他才明白，当时他一开口，顾教授就觉得他是块材料，决心收他做学生。

当时，赵智龙只觉得一个原本若隐若现的目标突然变得那样清晰，他要考上海音乐学院，进入中国一流的音乐院校深造，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去努力拼搏一下。赵智龙推掉了所有的演出，配合默契的乐队也不得不解散。赵智龙把自己关在租来的小房子里，一个人背着拗口的意大利歌词。每天十个小时的语言攻关，就连晚上睡觉，赵智龙都是用意大利语和梦里的朋友打招呼。

赵智龙鼓足勇气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考场。专业考试一共有三轮，第一轮考试结束后，就有监考老师直接告诉赵智龙专业考试没问题了，让他开始复习文化课。当时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需要复习的文化课却有七八门。赵智龙又请老师专门补习数学和英语，每天一有时间就抱着课本自学，十几本书硬是让他给“啃”了下来。不久，赵智龙以专业总分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文化课成绩超过了规定的分数线整整80分。

在出国演出前突然病倒

赵智龙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这在扬州成了特大号新闻。在扬州历史上，曾经只有一个人考上过，而且那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了。时隔二十多年，赵智龙再次考上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扬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为此亲自写了红榜，贴到了赵智龙的母校扬州文化艺术学校里，鼓励低年级的同学以他为榜样。扬州很多报刊都刊登了赵智龙考上上海音乐学院的事情。乡里乡亲都上赵智龙家祝贺，用赵智龙的话说，那真是“盛况空前，前来祝贺的人都把门槛踩坏了”。虽然在上海度过了一年漂泊的打工时光，最后还是换来了苦尽甘来的结果，赵智龙觉得自己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赵智龙还是保持他刻苦用功的本色，专业课门门拿第一，他还担任学生会主席。老师同学都觉得这个来自农村的男孩子真不错。临近毕业，声乐系有四个同学可以进入周小燕歌剧中心培训，赵智龙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

2005年，赵智龙从上海音乐学院顺利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工作。因为专业突出，踏实肯干，他很快受到了歌剧院领导的重视，成为歌剧院的主力演员。他曾经在一个月之内连续担当了三个歌剧的主角，而且这三个角色风格迥异。三大本的歌谱，赵智龙在一个月里面全部背出，而且其中有两本还是意大利文的，这份辛苦超乎常人的想象。有时三个歌剧安排在同一天排练，他还得马不停蹄、楼上楼下地赶场子。种种困难，他都挺了过来。赵智龙太喜欢唱歌这个事业了，再累他也心甘情愿。

去年年底，赵智龙参加了《费加罗的婚礼》的排练，准备出国演出。可就在距出国演出还有十几天时，他忽然感觉非常疲惫，呼吸变得不是那么畅快。有时候碰到需要肺活量很大的高音，赵智龙觉得自己难以把握了。这些高音若在平时，对于赵智龙来说是很容易演唱的。而且他还发觉自己的两条腿越来越肿，穿皮鞋上班已经成为很困难的事情。赵智龙原本以为是自己工作太紧张了，随便吃点药就好了，没想到症状越来越严重。实在吃不消了，他就去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没有想到结果让他吃了一惊，他患上了严重的尿毒症。

从此，赵智龙必须通过血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每周三次，而且这还只是权宜之计，要彻底医治，只能通过换肾。赵智龙一下子呆住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复兴中路上来回走了整整二个小时，满面泪水。走在这条马路上，他曾经产生过许多梦想。路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他根本没有料到在这么生机盎然的路上，要独自考虑自己即将面临的关于生或死的问题。刚刚进入歌剧院，有那么多的角色等着自己去塑造，刚刚感受到站在舞台上那灿烂夺目的未来，赵智龙无法让自己明白，这一切都要谢幕了。

赵智龙有些手足无措，但是他还是要让自己冷静下来，面对病魔，他决定抗争到底。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到了赵智龙的面前。赵智龙刚走上工作岗位，还没有办理医保手续，如何负担这昂贵的医疗费用？再说，赵智龙生了病，已经没有办法参加任何演出，没有演出也就没有收入，他如何筹措那笔数额巨大的换肾费用。“尿毒症”是能让富裕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的疾病，而赵智龙没有任何积蓄，他该怎么办？赵智龙的父母只是江苏的普通农户，为了能让他在上海念书，家里花光了积蓄，如果让父母知道了儿子身患重病，那还不乱成一锅粥。

钱、钱、钱，关于钱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赵智龙的面前，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过有一点，他暗自下了决心，患病的事情不能告诉父母。其实，家里还是有些察觉的，赵智龙打电话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父母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赵智龙总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赵智龙准备独自面对生活无情的磨砺。他能行吗？虽然自己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但是等到自己真的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赵智龙才发觉，现实是那么的残酷。

每个星期三次血透是必须要做的，这是自己维持身体状况的必要条件。但是做血透是需要钱的，一个月5000元，而赵智龙每月的病假基本工资却只有1000多元。几个月下来，赵智龙自己的积蓄和朋友的资助已全部用完，他又向好朋友借了10000多元的外债。面对这样一个无底洞，赵智龙心里充满着恐慌。

每次，赵智龙总是骑着自行车去医院做血透。从复兴中路到长征医院，3公里路，打个车不过11元，坐公交车也不过2元钱，可赵智龙不舍得。别的病人都是一次性缴纳血透费，而赵智龙每次都只付做一次血透的400元钱。医院的护士觉得很奇怪地问他，你怎么又只带了做一次血透的费用？前几次拖欠的血透钱啥时能补齐？赵智龙带着无奈的回答，下次吧。出于自尊，赵智龙不想告诉护士实情。虽然400元在别人眼里不是一个大数目，而他却需要东拼西凑，备感艰辛。能筹到钱就做血透，筹不到钱，就只能悄悄躲在家里忍受身体的不适。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每天都在为筹集下一次做血透的费用而发愁。

义演让所有人泪流满面

就在赵智龙在黑暗中摸索潜行的时候，他忽然抓住了扶手。就像他每次下楼去医院做血透必须要走过的那段楼梯一样，虽然脚下还是那么颤颤巍巍，但是黑暗中能有支撑物让他扶着一把，这比什么都重要。

上海歌剧院的领导来看赵智龙了，他们带来了歌剧院全体演职员们捐献的18000元。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研究生宋罡和傅晶来看自己的同学，他们偷偷地告诉赵智龙，上音正在为他筹办慈善义演。

那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很多老师同学都来报名参加，赵智龙的师妹从北京赶来捐了款，赵智龙同班的23个同学也来了，声乐系的老师们每人都捐了10000元。有个老师给赵智龙写了张纸条：勇敢地活下去，生命是美丽的，也是多彩的，让我们一起燃烧吧！而正在北京录文化部春节文艺晚会的声乐系主任廖昌永也嘱托他人带来了自己的捐款。

德高望重的周小燕来了，她带来了2000元捐款。演出中，老人家被搀扶着起身，走向舞台，走向红色的募捐箱，走向赵智龙。赵智龙赶紧起身，而老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他赶紧坐下，再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说着：“现代科技很发达，不要担心，能医治好的。”周先生深情地拥抱着赵智龙，安慰着他。没有几个人知道，就在两天前，老人曾晕倒家中。这一刻，台上台下，全场起立，掌声如潮。

义演的节目单上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合唱，赵智龙缓缓走上台，《爱的奉献》的钢琴声缓缓响起，十几位献声义演的师生齐齐走上舞台站成一排。一直都为他人演唱着的赵智龙，这次是为自己演唱。他在舞台上深深鞠躬，刚说了一句感谢的话，便哽咽难语。是悲伤的泪，还是欣喜的泪，赵智龙自己也说不清楚。台上一张张脸静静淌着泪，一个个七尺男儿都在仰首拼命抑制眼中的泪水。

身体略微有些好转的赵智龙如今每天坚持练唱一个小时。他想要保持自己原有的演唱水平。歌剧院有些小型的演出，人手实在不够，他能坚持，就跑去参加。赵智龙的父母也知道了儿子的病情，赶到了上海，照顾孩子。

通过几次捐款，赵智龙的医疗费用基本上解决了。而且有了父母的照顾，赵智龙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不过接踵而来的问题还是严峻的，医院没有肾源可给赵智龙。现在全部的肾移植费用暂存在了医院，赵智龙还在排队等待着肾源。真心希望所有爱的祝福能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85岁的老伴经历了两次心梗、两次脑梗后，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瘫在了护理院的病床上，他用含混不清的发音喊着她的名字：“鲍美利。”她上前紧握老伴的手，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明天我还会来看你的。”老伴点点头，开心了。

　　风雨相伴五十多年的爱人，一起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回忆那些难忘的经历，鲍美利由衷感叹说：“是音乐让他们结缘，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动人。”

　　机会没了，缘份来了

　　1958年的一天，高中毕业的鲍美利，报名参加了上海音乐家协会办的“新音”合唱团，这是个业余的合唱团，每周都会排练参加当时的一些大型演出。说来很巧，在一次表演上，鲍美利被当时的文化局局长孟波看中，让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去进修。孟波可是个非常了得的人，后来他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国庆十周年时，学生们报上各自的献礼节目，大家本以为他会选择《大炼钢铁》这样的政治性作品，结果出乎意料的，他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前面打了个勾，成就了这部作品日后的声名。

　　得到孟波的钦点，鲍美利自然非常高兴。拿到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她兴冲冲地就跑到街道的办事处去开介绍信。没想到，一个工作人员告诉她：“像你这种家庭出生，我们没法开介绍信。”鲍美利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

　　鲍美利的娘家在解放前是很风光的，人家都叫她“鲍公馆三小姐”。她的父亲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大班（洋行经理）。旧时“吃洋行饭”的人都是很有能耐的，他在太原路上建了两栋4层楼的洋房，就是鲍公馆。鲍美利出生时是父亲事业的顶峰时期，所以父亲给她取名“美利”，意思是人生美满，最是得利。她还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上海滩有名的越剧名伶马樟花后来就嫁给了她的大哥，他们在东亚饭店的婚礼排场很大，轰动一时。

　　解放后，鲍家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洋行关门，父亲没了工作，鲍美利的大哥在美国留学，二哥去了香港没有音讯，三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家里没了赚钱的人，住的房子也被一点点分割出去，越来越小。反右运动开始后，情况就更惨了，曾经的风光都成了鲍家的污点和累赘……

　　鲍美利从小喜欢音乐，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是她的梦想，可如今却对她关上了大门。

　　后来，鲍美利被分配到家附近的石晖新村小学当了名体育老师。事业上的机会没了，爱情的缘分悄悄地来了。那时，教工活动很多，在一次叠罗汉的比赛中，鲍美利和外校的一个叫蒋国煜的体育老师合作，两人搭档默契，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有一天，蒋国煜来找她一起去听音乐会。鲍美利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音乐呢？”蒋国煜笑而不答，塞给她一张节目单。鲍美利仔细看了看，有个小提琴独奏的节目旁写着蒋国煜的名字。她吃惊地问：“你还会拉小提琴？”蒋国煜点点头，说：“希望你来给我捧场。”

　　蒋国煜不光会拉小提琴，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从小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两个有着共同经历和爱好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那时，他们常常参加音乐会的演出，鲍美利是合唱团的，蒋国煜是乐队的，各自为对方捧场鼓劲。鲍美利收藏了这些音乐会的演出单，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些音乐会，决定了他们一世的姻缘，也为他们几十年后创办“开心小屋”做了最美丽的铺垫。

　　石库门亭子间里传出《欢乐颂》

　　1960年，鲍美利和蒋国煜结婚。此一时彼一时，他们的婚礼跟当年大哥大嫂的排场是完全不能比。蒋国煜家在延安路的石库门房子，鲍美利婚后就跟着他一起住在没有独立煤卫的小亭子间里。每天大清早，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她就要爬起来去倒马桶。她这双曾经是弹钢琴的手，如今不得不拎着马桶，有时候想想，鲍美利不免会有点伤感，不知何时才能再弹钢琴。

　　一年后，女儿出生，他们夫妻俩的月收入加起来80元，得养活一家三口，还有蒋国煜的母亲，鲍美利的父母，经济上比较拮据。到了后来，蒋国煜的收入减半，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维持开销，鲍美利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跑到淮海路的旧货商店里去当东西。结婚时父母给的那些陪嫁全当完了，就连丝棉被也当了。蒋国煜看着心里挺不是滋味，难过地对妻子说：“把你的陪嫁都卖光了，真是对不起你啊。”鲍美利倒是不太在意，她跟蒋国煜说：“小时候家里有钱时，父亲就一直做善事，接济穷人，他和我们说过，钱财是身外物，不要紧不要紧。等我们以后有钱了，还可以把它们买回来。”

　　那是一段很寒碜的日子，对鲍美利和蒋国煜来说，是挺煎熬的，好在他们俩一条心，有时你安慰我，有时我鼓励你，就这样相伴走过来。有段时间，鲍美利在少年宫里教小朋友拉手风琴，正巧碰到一次，塞拉西皇帝（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个皇帝）到中国来，学校安排她去接待外宾。蒋国煜知道后就说：“美利啊，鞋子破了，去买双皮鞋吧，也要扎扎中国人的台型。”下午，他就陪着鲍美利去百货商店买了双皮鞋，还选了一双价格最贵的20块的鞋。可是当他们拎着新皮鞋回家的时候，街道有人来通知鲍美利，明天不要去了。那晚，鲍美利想想就伤心，这双皮鞋花了她将近半个月的收入，她想为国争光，结果却没有派上用场，实在太心疼了。蒋国煜了解她的心思，在一旁安慰说：“算了算了，你自己穿穿也好看的。”后来，这双鞋鲍美利一次也没有舍得穿，原封不动包起来，束之高阁，摆到了今天，它成了一种纪念，纪念那段特殊难忘的岁月……

　　绝望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改革开放后，重新落实了政策，鲍美利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一天，鲍美利的同事跟她说：“鲍老师，你喜欢弹钢琴，我这有张买钢琴的票子，你要不要？”鲍美利听了很心动，自从出嫁住到这亭子间后，她就再没想过还会有弹钢琴的机会。可再想想，买架钢琴要2000块，这可是笔巨款啊，家里所有的存款就这些了。回家后，她找蒋国煜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没想到，他很爽气地说：“机会难得，买！”

　　那个周末，一辆大卡车把钢琴运到了石库门的弄堂口。整个弄堂都热闹了，这可是他们弄堂里的第一架钢琴，大家都要来看看。弄堂太小，车子开不进来，十几个小伙子就来帮忙抬。亭子间的门进不去，大家就想办法，把窗户拆了，从窗户里搬进去。如果当时有摄像机的话，拍下这段影像肯定会很有意思。

　　房子本来就小，一架钢琴放了连转身走路都有点困难，鲍美利和蒋国煜完全不在意，因为他们都是音乐迷。帕格尼尼的曲子，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美好的琴声从他们家传出来，整个石库门里都能听得到。几年后，大哥的儿子女儿从美国到上海探亲，到这亭子间来。鲍美利弹钢琴，蒋国煜拉小提琴，用《欢乐颂》迎接他们……这样的排场让他们很是赞叹，也让鲍美利的心中有点儿骄傲。

　　打开家门办免费声乐班

　　亭子间里的琴声为鲍美利和蒋国煜的生活拉开了美好新篇章，不久，他们石库门的房子拆迁了，分得了闵行区龙柏新村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住房条件好了，可他们有点不适应，总觉得太冷清，没有人气。鲍美利喜欢热闹，退休后就在黄浦区的老年大学里做声乐老师，还到处参加演出。所以，他们一直不愿住过来，继续住在市区的女儿家。

　　直到1999年，鲍美利在体检中查出了肠癌。如果是换作别人，要么是大呼小叫，怨天怨地，要么是伤心难过，抑郁寡欢。可是鲍美利没有，她很平静。她的女儿、女婿都是医生，她相信科学。蒋国煜也鼓励她不要怕：“一切自有安排，没什么可怕的。”动了手术之后，鲍美利和蒋国煜就搬回了龙柏新村的家，打算静养一阵。可是，鲍美利闲不住，两个月后，她就跑到龙柏老年大学，问人家有没有声乐班，她又想唱歌了。学校的人告诉她，这里没有开这个班。她听了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以前当过声乐老师，我能来开班吗？”

　就这样，鲍美利的声乐班从黄浦区开到了闵行区，一样是受欢迎，有好几十个学生。校长建议她分两班，这样她上课轻松点，还可以多拿一班的学费。鲍美利不答应，她解释说：“老人都喜欢扎闹猛，人多了他们才更愿意来。”

　　课上了几年，鲍美利对班里的老人越来越了解，她知道哪些人是小辈不在身边的，哪些人是生癌症的，哪些人是家里有变故的，她能看出这些老人的孤独和不快乐。老年课堂毕竟是个上课的地方，下了课大家都散了，也没有更多的交流。现在的新公房也不像以前的老式里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淡漠，门关起来谁都不认识谁。这是让鲍美利最不满意的地方。她怀念以前住在石库门房子里时热闹的邻里关系，那时总有人会上门来听她弹琴，讨教音乐方面的问题……

　　那天，鲍美利突发奇想，自家的房子有70平米，就她和老伴两个人住，不如腾出一间房，在家办个声乐班吧。这样就不受场地和时间的限制，大家想聊天聊天，想唱歌唱歌。她和蒋国煜说：“有生之年，我们也做件有意义的事吧。”蒋国煜点点头，和音乐有关的事，在他们家总是举四只手赞同的。

　　第一次开门上课，鲍美利请了声乐班里的几个老人来。他们听说鲍老师在家上课，又不收钱，都很激动。一个下午，大家围在鲍美利的钢琴旁，学唱她自创的新歌。“开心小屋我的家，走进小屋暖洋洋，心花怒放把歌唱，忧郁情绪全扫光……”鲍美利把歌词贴在房间的门上，“开心小屋”就这样得名了。

　　“开心小屋”传播开心

　　“开心小屋”每周活动一次，每次都有十几个人。大家在这里一起谈谈心、弹弹琴、唱唱歌，化解烦心事，分享开心的事。鲍美利不收学费，但是比收学费教学还要认真尽心。那段时间，电视里的选秀节目特别多，鲍美利就和大家提议，“我们年纪大了，不和他们一起比赛，我们就自己搞一个达人秀表演吧。”老人们听了连声说好。

　　音乐会开起来，鲍美利和蒋国煜把家里重新布置了一番。卧室做化妆室，客厅做休息室，还有一个房间做演出场地。气球、鲜花、书法、图画全都挂起来，做舞台背景。蒋国煜还在屋里加装了64个射灯，打开以后，小屋就熠熠闪光，蓬荜生辉。

　　举办个人演唱会，对于这些中老年朋友们来说，是曾经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他们高兴地对鲍美利说：“鲍老师，我老早当新娘子的时候都没有穿得噶漂亮。”

　　每场音乐会一般有20个节目，从节目选择、改编、排练，到化妆、选服装，鲍美利一手包办。表演的时候，她就做钢琴伴奏，表演完了，她还会送上事先准备好的花篮，说一段点评和祝福词。所有的费用都是她个人承担，一切都是有模有样的。蒋国煜一开始是小提琴伴奏，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小提琴拉不动了，鲍美利就给他找了个摄影摄像的活。音乐会全程，他都会用摄像机录下来，然后由鲍美利拿到菜场里去找人刻光盘，送给开音乐会的人留作纪念。

　　2007年至今，小屋已经办了50场音乐会，观众、演员都很开心。每次演出完，他们就会刻很多的光盘，拿去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唱歌的时候人总是笑着的，所以音乐让人快乐。在鲍美利的影响下，那些曾经苦闷孤独的老人都想开了，变得开心起来。六七十岁的阿姨妈妈兴致勃勃地学钢琴，家里小辈知道后，就帮她买了架钢琴回来。老阿姨心里高兴，嘴里却说肉麻钞票。鲍美利跟她说：“钢琴摆在家里是提升品味的，以后你女儿找朋友，毛脚女婿来上门，看到这架钢琴，你女儿的身价就立刻抬上去了，所以值得的。”经过鲍美利的一番宣传鼓动，这几年小区里买钢琴的老人越来越多，去年就有11架。鲍美利笑呵呵地说：“以后这里就成了高档小区了，房价也要比周边贵一点。”

　　“开心小屋”的名气越来越响，有些住了很远的老人也会寻到这里来。鲍美利担心他们年纪大，来回路上容易出意外，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婉言拒绝。可是老人们的需求还是很多，光靠一个“开心小屋”已经来不及应付了。鲍美利就跟自己的学生说：“拜师学艺也有满师的一天，你们学得差不多了，也可以做老师了，不如每个人也带点学生吧。”大家听了鲍老师的话，就到自己的小区里也办起了声乐班，有的叫多来咪小屋，有的叫童心小屋……现在，“开心小屋”的分部已经有21个了，参加的老人有200多。

　　平时生活中，鲍美利是很节俭的，几乎所有物件，都是充分的旧物利用，循环使用，直至不能再用。演唱会的小节目单、大台标，全部都是用过期的挂历、杂志的封面、精美的包装盒做成的。如此操办的演唱会，一点也不寒碜，相反每次舞美制作效果都堪称极佳。每到过年，鲍美利就自掏腰包，请所有的老人一起吃顿年夜饭，还把平时大家送给她的礼物拿出来，作为抽奖的礼物，以表达她这个“总舵主”的情谊。

　　外孙出国留学，鲍美利送上几句箴言，“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这也是他们鲍家的家风。

　　就在“开心小屋”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蒋国煜的身体不行了，他经历了两次心梗、两次脑梗。鲍美利看着他一点点衰弱下去，从一开始每天拉两次小提琴，到后来每天拉一次，渐渐地没法再拉了，从一开始拄拐杖行走，到撑着四个脚的助步器行走，再到后来只能扒在椅子上挪动……终于，2013年初，蒋国煜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瘫在床上。虽然请了护工，但是蒋国煜还是会不断求助鲍美利，每天都会用他含混不清的声音喊她几十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以为“开心小屋”要关门了。可是鲍美利并没有这样做。她做了另一个选择，把蒋国煜送到地段康复医院。有的人在背后议论，觉得她这么做不合适，可她有自己的想法。人生晚年，最美不过夕阳红，她和蒋国煜早就达成了一致的想法，就算生命走到最后，也要开开心心地活，而不是无意义地等死。把蒋国煜送去康复医院并不意味着消极地放弃，而是让他们俩都能更好地生活。

　　这两年，“开心小屋”的名声越来越响，也因此让鲍美利获得了“可爱闵行人”、“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家庭”的荣誉。79岁的她变得越来越忙。现在，她把时间三等分，早上7点到医院报道，陪蒋国煜吃中饭，下午参加“开心小屋”的各种活动，晚上睡觉。有的小屋朋友看她太辛苦，说要替她去医院，鲍美利不答应，还是要自己去。因为她知道蒋国煜的心里一直在挂念她，只有每天看到她了才会安心。她和蒋国煜告别时，总不忘说一句“see you tomorrow”（明天见），这就是属于他们俩的默契和幸福。

初相识时，她是女孩子们都羡慕的白衣天使，而他只是机械厂的一个普通维修工人。

　　第一次见面，她走进他们厂里，看到的是满墙贴着打倒他的大字报，但两人还是谈起了恋爱，那时的她也许没想过自己会有一见钟情的恋爱，她说她看到了他的踏实肯干、勤奋努力。

　　8个月后，他说：“我们结婚吧?”她说：“行。”于是她背着一个柳条箱子，里面放着她的衣物，这是她全部的嫁妆，从老家临沭坐公共汽车来到他的住处临沂；当时他也是家徒四壁，没有家具，没有摆设，两人把各自的被褥放到一起，简单吃了一顿饭，就结了婚。她说：“只要两人相爱，就是最大的幸福!”

　　1968年，“文革”初期，毛主席号召青年人“支援大三线”，积极上进的他报了名。结婚后的第17天，他便踏上了去云南的火车。但是未曾想，到昆明没几个月，他就患上了一种怪病，四肢绵软，只能说话不能动弹，经过几家医院治疗，最后确诊为“重症肌无力”。

　　远在山东老家的她听说后，一定要到云南看望丈夫。一个人背上烙饼，从临沂到济南，从济南到昆明，倒汽车、倒火车，用了7天7夜，终于来到了丈夫的身边。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他恢复得很快，半年后病情缓解了。两人从云南返回家乡，开始了平静的小日子。

　　时光流转，一晃到了2000年。他和她都陆续退休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老两口没有了负担，重新回到了甜蜜的二人世界。那段日子，老两口一起跳舞，一起逛商场，还像年轻人一样补拍了婚纱照，他们的恩爱让邻居们羡慕不已。

　　可是幸福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结婚第32年，她患了脑中风。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出院后，她虽然偏瘫，但可以自己走动。他在楼道楼梯的右边给她自制了多个扶手，为了不让她磨破手掌，他细心地在上面绑了一层布，自己在下面帮着她抬脚，每天上上下下地锻炼身体。

　　天热时，他带着她出去散步，看街上人来人往，和老邻居们聊聊天；天冷时，他就在家里的阳台上自制了一圈木制扶手，扶着她绕着阳台走，直到她累了，想睡午觉。她睡着后的半个小时，是一天24小时中唯一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也只有在这半个小时里，他才能好好坐在沙发上歇一歇，放松自己。他说，给他半个小时，他就能鼓起力气第二天再陪着她走下去。夜里，他时常醒来为她盖被子；她想上厕所，只要轻轻碰碰他，即使睡得很沉，他也会马上醒来，抱起体重170斤的她。这样的坚持整整10年，3650多个夜晚。

　　如果这样的坚持能够持续下去，他也会无限地感谢上苍，可不幸偏偏再次接踵而来。2008年的一天，她上楼梯时因体力不支猛地坐在了台阶上，这一坐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由于活动量不足和药量的增加，她的体重增加到了180斤，他一个人已经无法带她出门，天天闷在家里。天性爱热闹的她情绪不好，饭也吃得很少，有时哭得像泪人一样，甚至还要自杀。他看着难受心里着急，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了一次又一次。有一天，她拉着他的手说：“我以后再也下不去了，谁再陪你出去逛逛啊?”他抱着她，泪水滚滚，发誓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再下去的!”于是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能独自把她带到楼下去，能让她像以前一样快乐，和街坊邻居聊聊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一天，他到离家几站路远的一个农贸市场买菜，远远的，他看到附近一个工地正在施工，高高的塔吊把一小车水泥轻松地运到了楼上，他突发奇想，自己为什么不造一个类似电梯的东西，把老伴从楼上运下来呢，自己家住在二楼，一楼没有人入住，在楼房连接处造个电梯，把老伴载下去，就省力多了。

　　说干就干，凭借当年修理汽车的经验，他先是照着塔吊的形状画草图，后来又结合自己的想法修改。经过努力，按照自己设计的草图做出了一个模型，接下来，就该准备各种工具和用料了。

　　每天早上照顾她吃完饭以后，他就在她的声声叮嘱中出了门，他拿着开好的采购清单，逐一购买。为了节约成本，他跑遍了全城所有的五金商店；为了学会电焊，他给20多岁的焊接师傅倒水点烟，说尽好话；为了尽快掌握焊接技术，他被电焊火光打了无数次眼睛，手被烫了无数的疤；为了检验电梯的牢固性，他把1000多斤的重物背上背下，直到电梯每次上下都牢固稳定。

　　工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后，一部凝聚了他心血的电梯终于大功告成。他给电梯刷了一层新漆，挂上了鲜红的中国结；她洗了头，穿上新衣服、新鞋，转着轮椅来到电梯口。在按动开关、电梯缓慢而平稳地下移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离她上次出门已整整过去了半年之久!

　　儿子被老爸老妈的爱情所感动，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组照片，展示了父亲为母亲自制的电梯。网友惊呼“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不用住太豪华的房子，也不用每天开奔驰，只需要对方多一些关怀，多一些爱就足够了。”

　　他叫王忠玉，今年70岁，是山东临沂市的一名普通退休工人，被网友称为“电梯爸爸”；她叫卓宝兰，今年72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她说：“我不会说好话，我很感激他，我找了一个好老头子，一直牵手，牵手到永远。今生一起走，下辈子还在一起走。”他笑得憨憨的：“结婚40多年了，再过几年就金婚了。我就是她的腿，会推着轮椅去她要想去的地方。”

　　简陋的支架、用来挡风的塑料布和长短不一的木板，却载满了爱意与浪漫，爱情可以是一颗12克拉的钻石，也可以是一部粗糙的手工打造的“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