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他情人的名字
他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间谍。1933年5月，组织上决定派他去日本建立秘密间谍网。表面上，他是德国《法兰克福报》驻日本东京的特派记者，风光无限，实际上，他是在过一种刀尖上的生活。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雍容儒雅的他身边也围绕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女人，但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感情会误事。莺歌燕舞中，他恪守着自己专业的底线。
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常到金色莱茵饭店就餐，也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她——一个酒吧的女招待。27岁的她，身材苗条，仪态优雅，对他尤其照顾。他一开始很是警惕，但慢慢地，他就发现眼前的女人是真心真意对他好的。也许是高度紧张的间谍生涯让他需要一份男女感情的慰藉，也许智慧的他确实相信了这个女人，那段时间，他仿佛真正地恋爱了。两人频繁约会，时常双双出入公园和餐馆，在这样关系的掩护下，他的工作如鱼得水，很多情报也频频得手。
不久，他又把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有了爱情的滋润，他们配合默契，生活自在愉快。即使如此亲密，但他一直对她隐瞒着自己真正的身份。敏感的她一一看在眼里，可他不说，她更不会问。她只是默默地照顾着他的身体，用一个女人柔软的心拥抱整日奔波不息的他。甚至，当她亲眼看到他偶尔因为工作需要同别的女人亲密时，她也报以最大的宽容，她安慰自己：他那么优秀，身边有另外的女人是正常的。她爱他，竟然爱到如此卑微的地步。
1941年，由于组织成员的相继落网，他也很快就就引起了日本宪兵和特高课的怀疑。碍于他特殊的身份，日本特务只有抓她盘问，面对残酷的刑讯，她一再用生命保证他的无辜。知道她被捕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最终她遍体鳞伤地被释放。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他找她来谈话。
他说：“我可能会遇到意外死亡，你还是嫁人吧。”她上前捂住他的嘴，两眼含泪：“你别这样说，如果这样，我宁可去死。”经过他的再三恳求，最后，怕成为累赘的她才答应暂时离开他的身边，但她坚定地说：“我会等你，一直！”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由于谍报网暴露，他被日本警察逮捕监禁在巢鸭监狱。可此时，他所发生的一切，她都毫不知情，依旧在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直到1942年5月，她才最终在报上看到他被捕的消息，也在那时彻底了解到关于他的一切。她一点都不怨恨他对自己的隐瞒，反而感激于他对自己的保护，她耐心等待着他被释放的那一天。
1944年11月7日，他在东京被秘密绞死，终年49岁。几个月后，她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那天，急匆匆赶到监狱去寻他，可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她不死心，再重新找一遍，一个犯人不忍心地告诉她，他已经在一年前被处死了……
她的希望破灭了，痛苦到了极点，可最后她还是坚强地告诉自己：既然他死了，找不到他的人，也一定要找到他的遗体。之后，她先找到了他的辩护律师，可律师也一无所知。不死心的她又回到监狱，查看监狱登记簿，费劲周折总算找到了他的名字，可还是没弄清楚他到底埋在哪里。最后，有人提议，让她去无名墓地找一找，因为那里的每一个墓上都插有一个木牌子，注明了死者的埋葬日期。她抱着一线希望赶到那里，可牌子早已荡然无存，她又一无所获。
她没有气馁，继续找寻。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她花了四年时间，终于在1949年10月才找到他的遗体。打开骨灰盒，她看到了一个金牙套，那是他火化时留下的最后一件遗物。她高兴地仿佛捡到了天大的宝贝，将那牙套紧紧贴在胸口。后来，她又把牙套制成戒指，戴在中指上，日夜不离。她觉得他就在自己的身边，那戒指就好比两人的订婚礼物，她宛如最美丽幸福的新娘。随后，她又倾其所有，将他的遗骨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并在花岗岩石牌上刻下了他的名字。
这个痴情的女人终生未嫁。她的房间里摆满了他的遗物，墙上挂着他含情带笑的大幅照片。她亲自动手塑造了他的雕像，和她朝夕相伴。每隔几天，她总会去一趟他的陵墓，在墓碑上放上一束鲜花，喃喃自语，犹如他就站在眼前，从未离开过一样。2000年，这个守着他一生的女人去世了，死后与其合葬。
在世界间谍史上，他被誉为“最有胆识和最完美的间谍”。人们常常称颂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却往往忘记了，在那些如履薄冰的日子里，他的爱情，更是那个残酷时代一抹永远亮丽的色彩。他是理查德·佐尔格，同时，也请我们记住那个对他至死不渝的女人的名字——他的情人石井花子。
在伦敦地铁北站的月台上，每天都会出现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月台的长椅上。任凭眼前列车徐徐停下、又呼啸而去。她——只是安静地闭上眼睛，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乘客上下车，车站广播里响起“Please mind the gap（请小心空隙）”的提示音，这声音浑厚圆润、亲切感人。这段从几十年前就一直沿用的站台提示音，一遍又一遍地在站台上空响起。老妇人听着这声音，布满皱纹的脸上像秋天的菊花在舒展，嘴唇微微翕动着，仿佛在轻轻与谁说着什么悄悄话。
突然有一天，这位老妇人闯进车站办公室，嘴里嘟囔着：“这不是我丈夫的声音！不是！”莫名其妙的工作人员请她坐下，并给她冲上一杯热咖啡，她的情绪才平稳了些。原来老妇人叫爱伦，丈夫奥兰德以前曾在这个车站做过播音员，当年，车站将他的声音录下来，提醒上下车乘客注意安全。爱伦说，他们就是在车站相识的。虽然他们的相识相知并不浪漫，但却非常真实，他们彼此都十分珍惜这份平淡的真诚。奥兰德曾告诉她：当年录提示音的时候，站长要他把乘客当亲人，要在声音里融入感情，当时他心里装满的就是她的身影。
2007年的4月28日上午，英国东南部肯特郡发生里氏5.5级地震。这一天是爱伦与奥兰德相识50周年纪念日，也是他们最后在一起的日子。当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曾经相识的地方，聊着当年的过往。当车站广播里响起“请小心空隙”的时候，爱伦两眼放光，心中溢满温情；丈夫则驻足静听，自豪写在脸上。突然，他们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周围出现嗡嗡的异响，高处的物体也在晃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地震啦！”
英国很少发生地震，人们听到这一声喊，都慌乱地跑动起来。奥兰德拉着爱伦提醒着“小心空隙”，抄近道跨越铁轨，往安全地方跑。不料却被绊倒，由于奥兰德年事已高，这一跤导致他大脑血管破裂，就再也没能起来。但爱伦总觉得丈夫没有死，他还在地铁站等着她，还在提醒她“小心空隙”。所以，她每天都要来到车站，像这样坐在月台的长椅上，默默地倾听着丈夫亲切的提醒，静静地回味着过去相守的时光，轻轻地与响在耳边丈夫的声音叙谈。她会一直在这里坐上一整个上午，然后才带着小小的惬意踏上回家的路途。
她家住在伦敦西城，要辗转地铁和公交，然后才能回到家。爱伦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捧着丈夫笑容满面的遗像说：“瞧，老头子，今天我们又聊了一上午。”有丈夫音容笑貌的陪伴，老妇人过得一点也不孤单。
但是，她不知为什么，这次听到的不是丈夫的原声，而是呆板的电子音。听不到来自天堂的提醒，爱伦有些焦躁，所以不顾一切地冲进了车站办公室。原来她丈夫这段提示音由于录制太久，声音不再像以前那般清晰，所以车站将提示音更新为了电子音。爱伦听了车站工作人员的解释，心中满怀失落，不过还是在车站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提示下，她毅然拿起桌上的笔，颤颤巍巍地给伦敦地铁公司总部写了一封信，希望能继续听到丈夫的声音。
地铁公司被她的故事深深感动，还联系了专业技术人员，修复了奥兰德的原声带，并在该车站重新启用，让爱伦继续聆听属于她的天籁之音。现在，老妇人仍然每天按时来到车站，倾听这爱的提醒，穿越时空与自己的丈夫深情对话。当有人好奇地问她时，她总要向人们述说这个“小心空隙”的故事。
人都赞其为“乱世飘萍”，却不知藏匿其背后奔走息事、拯救危难的“肃清手”；他是“新闻全才”，却离不开“金牌助手”式的新闻夫人；他“铁肩辣手”，她“侠骨柔情”……他们亦夫妻亦战友，在那个战乱锋火的年代，书写着新闻媒界里的传奇爱情。
1886年，邵飘萍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地灵紫溪出人杰，邵飘萍16岁便中了秀才，这也为他日后就读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造就远大抱负、养成爱国雄心埋下了伏笔。
1909年的深秋，邵飘萍完成大学学业，返回浙江金华市任中学教员。期间，他娶了金华朱店女子沈小仍为妻，也遇见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爱情伴侣汤修慧。邵飘萍与沈小仍属旧时代的包办婚姻，因沈父与邵父旧识稔熟，便私下订了这门亲事。据说，即便如此，邵飘萍与目不识丁的沈小仍却相敬相合。或许都是生自穷困人家，彼此多能体谅。沈氏对邵家最大的贡献便是为邵飘萍生了五个子女，无奈福浅命薄，于1923年去世，仅活了33岁。
家有媒妁娇妻，思想开化、年轻风华的邵飘萍也渴望着男女真爱，而汤修慧的出现正中这位桀骜才子的“下怀”。汤修慧于1892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商人之家，母亲早逝，从小便跟着父亲迁至金华的游坊巷开照相馆。因为帮着父亲打下手，汤修慧“从父学艺”，对摄影技术尤为精通，这也成为她日后投身新闻界的“通关令”。1902年的一天，邵飘萍偶然进去“汤记”照相馆——那时的汤修慧漂亮能干、多才多艺，而邵飘萍也是英姿勃发、事业有成，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从那以后，春心初动的汤修慧经常看到在窗外来回经过的邵飘萍。很快，两人交往渐密，暗种情思。交往期间，视野开阔的他向她灌输新思想，教她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人生，这也成为汤修慧这个中国传统女子日后冲出封建藩篱的萌芽。
当邵飘萍得知能干机灵的汤修慧并没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时，便立马劝说汤父，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让她出去见见世面。后来，由他出资把汤修慧送进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进行深造。在汤念书期间，两人经常鸿雁传情，相互慰藉，感情也日益弥坚。尽管知晓邵飘萍已有妻室，但淡泊名利与地位的汤修慧并不介意，而是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更何况，他们出生于男人多妻妾的旧时代。1912年，历经十年情路，邵飘萍与汤修慧终于结为连理。尽管发妻仍健在，汤修慧顶多算作二房。按照浙江金华、东阳一带的规矩，男儿小时过继给叔伯为子，便可正式娶二房，而邵飘萍早年就已过继给伯父。无论怎样，这对书写新闻奇迹的夫妇终于在一起了。汤修慧或许不知，自己与邵飘萍的结合，于未来将是一段世人皆晓的伉俪佳话。
忠孝难全的“金牌助手”
成亲后，新婚之妻便随赴京任职的邵飘萍来到了北京，而发妻则留在了杭州老家。汤修慧是一个非常识大体的女人，在京城稳定下来后，不仅劝服丈夫把沈氏和其孩子接来北京同住，还亲自去杭州迎接，更与沈氏姐妹相称。然而，如果细究民国时期的名人婚姻，往往都是无多少文化的原配能传宗接代，而知识女性反倒无法生育。汤修慧为人妻的命运也是如此。据说体贴、善解人意的沈氏在获取公婆同意后，还把次子邵蔷生正式过继给汤修慧，以慰她晚年时的寂寞。此后，汤修慧与沈氏便一起抚育孩子、打理家庭生活，情谊日笃。沈氏去世后，汤修慧更是全权担负起抚养照料孩子的责任，对沈氏的孩子视如己出。
在京时，邵飘萍工作繁忙，常无暇陪家人。每次汤修慧的生日来临之际，都不见邵飘萍有任何提及。她以为是他忙于工作忘记了，可总在生日当天，就会在桌子上或枕头边发现他送的生日礼物。或是一件珍贵华丽的裘皮大衣，或是一只精美无比的女式手表……邵飘萍一生以“怪才”闻名，连制造浪漫都别具一格，这每每让汤修慧幸福无比。
“自古忠孝难两全”，汤修慧虽然无法尽孝为邵家传接香火，却在“尽忠”里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那便是，一意一心做好邵飘萍事业上最得力、最出色的战友与助手。两人结婚后，汤修慧就开始帮助丈夫操作办报活动。天资过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她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稿、写评论。她写的不是一般女撰稿人的诗词文赋，却是精短的论文，大谈中国教育、卫生事业。其言辞气势，颇有巾帼不输须眉之风。经过一系列办报经验的积淀，汤修慧越来越能独当一面。
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新闻编译社，两年后，《京报》问世。这时的汤修慧已成为邵飘萍事业上不可缺的“金牌”助手。她所写的评论，辛辣有力，经常博得读者的赞扬好评；而其聪明能干、精力过人、泼辣大胆的作风，更助邵飘萍将报社事务、家务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此外，她在交际人事上也颇有建树，不仅能为丈夫出谋划策、撑场博面，更有着比邵飘萍还果断的处事手段，堪誉“女中丈夫”。
这样的女子，是邵飘萍新闻事业上的左膀右臂。她能明白他的难处，知晓他的苦心；她不似普通妇人那般只懂劝慰夫君，更能“推波助澜”，为其解决问题、办成实事。邵飘萍越发离不开她，而她也始终如一地尽着为人妻为夫友的“忠义”。
堪称完美的夫妻合作
《京报》初创阶段，邵飘萍打出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民意”的旗号，模仿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法兰西时报》和《巴黎公论报》，意图用报纸来监督政府。但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报人办报需要资金，或多或少会接受政府的津贴，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在这期间，邵飘萍与汤修慧一唱一和，一个与政府内幕军阀搞好关系；一个就和高官们的“内人内子”们套近乎。胆识过人的汤修慧曾经两次与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及其姨太太私下会面，并收下了段宏业“补助”的大额现金支票。其实，这些军阀也是《京报》的重点“抨击”对象，邵飘萍为妻子私下“收款”的事，发过火、生过气，但面对尴尬现实，最终还是接受了。人人都知道，邵外出有专车、服饰显高贵、出手还大方，这都不是一个穷报人能负担得起的。
《京报》创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成为北京的畅销报，邵飘萍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讲师。期间正值少年毛润之在京，听过邵飘萍的激情演讲后，毛润之十分敬重邵氏夫妇二人，更尊称他们为“先生”与“师娘”。
为了更加深入、真切地了解社会，打探“第一信息”，邵飘萍经常去到妓院进行底层采访。要知道，越是幕府要人、智囊人物都爱花天酒地，潇洒快活。没想到，胆大的汤修慧意也提出随夫同往。邵飘萍不禁笑道：“这怎么可能，哪有带着夫人的道理。”汤修慧立即反驳：“谁说只许男人吃花酒，不许女人吃花酒，你们还叫着男女平权，却事事排斥女人！”这下邵飘萍倒不好拒绝了。汤修慧逛窑子是“入乡随俗”，大家叫条子，她也叫。等到应叫者来到跟前，居然也是女人。众人皆愕，她却立马操起一口吴语，便与之姐妹相称。话说“汤二爷”逛窑子还闹过一个笑话。有次邵飘萍和朋友酒酣饭饱后，决定换院子（窑子的规矩是：一个院子的姑娘，不能无缘去别个院子，如果被客人带去，则叫“过班”），汤修慧也跟着去。哪知刚进去便被跑堂会错意，指着她大呼“过班”。又气又急的汤修慧，顺手一个耳刮子，打得那跑堂鼠窜而逃。
这一来二去的，汤修慧倒成了姑娘们口中最亲热、最贴心的“汤二爷”。在八大胡同，她更是打听到很多政治上的要闻秘事，无人不叹邵飘萍夫妇消息的灵通与手段的高明。据说，汤修慧还时常女扮男装，各处走动，风头高举。这对新闻夫妇的轰动传奇，不得不说是夫妻二人完美合作的结晶。
阴阳两隔的晚年守候
办报期间，正义凛然的邵飘萍经常会得罪高官幕僚，引来杀身之祸。而这时，汤修慧便成了丈夫性命安危的坚定守护者。
1913年8月，邵飘萍因发表了抨击袁世凯的文章，不仅被查封了报馆，还被警方逮捕。当时的汤修慧，还在杭州女师读书，得知消息后她四处奔走呼吁，救出丈夫。1919年“五四”浪潮后不久，因公开发表《国民一致对外之声援》批评当权的“安福系”，邵飘萍再次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心急如焚的汤修慧劝说丈夫躲避起来，自己再四处奔走疏通，最终不仅救回丈夫，还使《京报》复业。通缉一事反倒使这对新闻夫妇名声大噪，汤修慧的“夫人外交”可见一斑。
然而，锋芒太露、树大招风的邵飘萍仍然没有躲过军阀的毒害。因同情冯玉祥，邵飘萍为伸张正义，力排众议，利用《京报》特刊大加抨击各路军阀，由此惹火了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被张作霖下派的军阀张宗昌逮捕。4月26日凌晨3点，被禁锢在报馆的汤修慧自觉此次事险，为了营救丈夫，竟然不顾个人安危，胆大地翻过报馆的围墙，躲过守卫的警察，赶到花园饭店，请张培风先生出手相救。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凌晨4时20分，邵飘萍被抢杀于天桥刑场。
一代“新闻才子”冤毙离世，一对有情人阴阳两隔。从此，汤修慧下定了终身守候亡夫，代其完成新闻事业的誓言。邵飘萍遇害前，有人曾问他：“你出走后，这个京报馆、通讯社怎么办呢？”邵飘萍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果如他所料，1928年6月12日，汤修再次复活《京报》，并亲自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说：“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修慧盖无日不锥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字体行间，无不表达了她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决心。
煞费苦心的汤修慧凭着一人之力将《京报》艰难维持至1937年的“七七”抗战。抗战胜利后，汤修慧试图重启《京报》，结果未圆。待她再返京时，报社已被托押给银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遣返浙江进行劳动改造。无奈之下，她向毛主席直书冤案，这位主席昔日的“师娘”才得以返京安度晚年。
1986年3月2日，汤修慧病发卒于魏染胡同寓所，享年97岁。据邵氏儿孙回忆，汤修慧晚年期间，每一天都离不开报纸，她始终似邵飘萍在世时那样，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新闻事业。或许，对于阴阳两隔的他们来说，那一天一份的报纸，便是隔世情感的最好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