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情感世界
张爱玲，一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红极一时，使当时不同阶层、不同阵营的人们都“过于意外怔住了”。她的小说《金锁记》在当年被傅雷誉为“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直至今天，很多人仍被她笔下那一系列痴男怨女的传奇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剖析人生之深和把握人性之难的程度让我们不得不佩服。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是以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为题材，描写一幕幕恋爱结婚的场面，因此，人物的情感世界，正是张爱玲小说中着重刻画的一个部分。细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发觉，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仍生活在封建家庭中的旧式人物，还是已接受现代文明的新潮小资产阶级者，她们的情感世界无一不显得苍白、荒凉。她们有的无力顾及感情，有的无法经营感情，也有的因感情不满足而变得畸形。总之，如张爱玲所说的：“生活在这世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正是通过对女性“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的刻画，揭示了女性由于经济和精神无法独立自主而导致必然的悲惨命运，同时揭露了从属中丑恶阴暗的一面，其中，也流露出她人生观的悲凉。
一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爱情是人生中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情感，古往今来，很多文学家都用他们的生花妙笔筑起一座座爱情的七宝楼台，浑身是爱的男女端坐在上面飘飘欲仙，与张爱玲同为现代知名女作家的冰心说过：“女人是爱的化身”，女性在历代文学家笔下往往是忠贞的、痴情的。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些甜美的爱情，圣洁的女性却都难觅踪迹，有的，只是一个苍白贫乏的感情世界。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描写恋爱生活的名篇，最能表达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恋爱观。在这篇小说中，男女主角穿着漂亮的时装在浪漫的环境中跳舞、看电影、打情骂俏，但掩饰在脉脉温情下面的是一场互相蚕食的智力较量。两个极其精刮的人都有着各自的如意算盘，范柳原是一个自私的老留学生，对于白流苏，“他要她，却不愿娶她”，“又担当不起诱奸的罪名”，于是设个圈套让白流苏钻进去。至于白流苏，则是为了生活的安稳而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耍尽手腕与范柳原周旋。白流苏想要范柳原娶她，是因为她明白：“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种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她并不爱他，也清楚他的险恶用心，但仍费尽心机去抓住他，说到底，无非是范柳原能为她提供一份安稳的生活。对于白流苏而言，这份安稳的生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一切。至于她自己的感情，那并不重要，因为“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简言之，她的恋爱就是为了谋生。所以即使最后只当了范柳原的情妇，但“她跟他的目的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所以也就放心了。
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情还原得透彻明白的人，在她笔下，爱不再纯洁、神圣，甚至不复存在。人们总是带着庸俗的眼光作势利的选择，爱情往往只是一种投资，用以获得某种利益，婚姻也只是保障既得利益的手段。特别是女性，她们的恋爱结婚总是藏着很现实的谋生目的。白流苏是这样，《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米先生，也是“全为了生活”，她对丈夫细心照料也是为了生活的安稳：“我还不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了我自己”；《金锁记》中的萝七巧舍弃贫穷而健康的朝禄们而嫁给残废的姜家二少爷，也是为了生活——富裕的生活；《连环套》中的霓喜宁愿忍受大她很多的男人的毒打，也不愿回到少吃缺穿的娘家……女性的这种把爱情婚姻和谋生紧紧联系起来，以谋爱来谋生的方式，正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爱情婚姻的一大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谋爱”并不是女性如何去谋得自己爱的男人，而是如何去谋得男人的爱。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他能否爱她，而不是她是否爱他，作为谋爱行为主体的女性是没有考虑自己感情的立场，在婚姻中，它表现为：男性付出一纸婚书，便可主宰女性的世界，而女性则把婚姻当作一项“长期的卖淫”的职业，“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最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女性的这种谋生方式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生长于旧式家庭，生活于行将破落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这些破落户尽管已被时代所抛弃，但他们思想上仍抛不开原来的身份。封建的门第观念，使他们不愿让女性出去做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女结婚员”。这使得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不得不把谋爱和谋生挂钩起来，象白流苏，她除了“还不老”的青春外，已是“六亲无靠”，一无所有了，而范柳原却有钱有地位，所以流苏只能以谋得他的爱来谋生，《留情》中的敦凤，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无法养活自己，不得不嫁给老男人做姨太太。其次，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男权意识使大众认同女性这种谋生方式。在众的心目中，女人“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这种观念为女生这种谋生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而女性自身的封建意识更促使她们选择了这种谋生方式。作为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头脑中的封建传统意识根深蒂固，她们自己也认同女性附庸于男性的观念，所以，她们把自身的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如白流苏，她明知家里“住不得”，在哥嫂的冷言冷语中气得“浑身乱颤”，却不会离开家。虽然她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她改变命运的方式只有一种：找个男人嫁了。机缘巧合，她遇上了范柳原，便将自身的浮沉荣辱全赌在范柳原身上。
流苏后来是成功了，但不是她谋爱的胜利，而是因为香港的陷落，她才与范柳原结成夫妻。这个结局自然蕴含了很多苦涩与无奈。但张爱玲肯以“倾城”来成全白流苏，则看出她对于女性这种谋生方式的认同，不过，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张爱玲同时也看到女性在谋生式婚姻背后付出的代价。她在《鸿鸾禧》中有一个比喻：#p#分页标题#e#
“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象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有一种收敛的光。”
这个触目惊心的比喻昭示：女性为了谋生而放弃感情，取悦于男性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情感被掏空乃至于行尸走肉，张爱玲笔下的娄太太、王烟鹏、沁西亚等都是为了婚姻这张长期饭票，而让自己的身心苍白成“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粒子”。
曹七巧更是这种谋生式婚姻受害者的典型。卖油女曹七巧出于对金钱的欲望而嫁给残废的姜家二少爷。在夫家，出身卑微的她在姑嫂妯娌的明争暗斗中受尽白眼，连仆人都看不起她。而丈夫那具“没有生命的肉体”根本满足不了她年轻、健壮的生命要求。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潜意识中爱上了小叔子姜季泽，但姜季泽开始只想跟她调情，后来又只想着她的钱。在姜家，七巧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异化的物体，她是“玻璃盒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这种畸形的生活扭曲了她的人性，终于把她逼得变态。七巧的变态透露出张爱玲对于女性这种谋生式婚姻无可言状的悲哀。正是这种悲哀，使得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都笼罩着一种苍凉的悲剧意味。
二
女性情感世界的苍白贫乏固然是女性为了谋生作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所造成的，但是，来自外界的伤害更使得女性情感世界“千疮百孔”。透视女性情感世界“千疮百孔”背后的这一原因，我们看到了从属中丑恶、阴暗的另一面。
造成女性情感世界“千疮百孔”的伤害首先是在爱情方面。张爱玲虽然揭示了女性以谋爱来谋生的本质，但她并不是否认女性也有追求超越金钱利益的真情。在她笔下，也有一些女性在追求这一理想爱情，只是，来自男性方面的回报却常常让女性失望。《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原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为了求学客居于姑母家，不幸爱上情场浪子乔琪乔而不能自拔。为了得到乔琪乔的爱，她不惜将自身卖给“交际”变成造钱的交际花。但乔琪乔当她是什么呢？他一方面与微龙调情，一方面又跟侍女勾搭，后来同意跟微龙结婚，还是因为微龙能为他“弄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活泼热烈的王娇蕊，虽然也曾因“玩了几年名声渐渐不大好”，选择了一个谋生式婚姻。但当她真正爱上佟振保后，她为了佟振保不惜与丈夫离婚，从而毁了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但自私的佟振保却不愿承担责任，临阵退却了，因为他不会让自己的前程为了一个女人而“风消云散”。结果，王娇蕊只能独自承担离婚的后果。爱情，在世俗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男性的自私、卑琐、萎缩、虚伪使得女性的情感世界更加“千疮百孔”。
其次，在亲情方面，女性同样受到这种伤害，俗云：血浓于水。亲人之间的关系是连着心连着肉扯撕不开割舍不了的。但是，在张爱玲笔下，血肉相连的亲人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算计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并未使他们彼此间稍留情面。女性在亲人世界中同样是伤痕累累：白流苏的兄嫂用完了她的钱后，就想赶走她，兄妹间撕破脸皮，恶语相向。她母亲则是一味避重就轻，不代她解决实际问题。白公馆里人口众多，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情，亲人之间只有无休止的猜忌、争吵。流苏认为她是“六亲无靠”，“她我这家庭早恩断义绝了”。她最后之所以当了柳原的情妇，很大程度上是“搀杂了家庭的压力”，在她看来，这是“最痛苦的成份”。葛微龙来投奔姑母，可姑母却不念亲情，收留她是因为在盘算着：“不知道这个小妮子是否有出息，值不值得投资”，只将她作为自己收罗男人的工具，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亲手将侄女推向火炕，使她一步一步走向堕落。川嫦的父亲不肯花钱为她治病，因为她患的是绝症，父亲认为她医不好，要留下钱自己过日子，母亲则为了保全自己的私房钱而舍她不顾，他们想到的都只是自己。川嫦也终于在父母的冷落和贻误救治中死去。在《金锁记》中，母亲更被定位于“报复”。曹七巧因为“爱情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所以，她以“疯子的机智与审慎”，用“像剃刀片”一样的语言，无情地折磨着自己的孩子，在她的折磨下，儿媳觉得“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象个丈夫，婆婆不象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最后终于被折磨致死，而女儿长安，更是失去了一桩还算美满的婚姻，从而断了结婚的念头……连自己的骨肉都要算计，可见人是何等的自私冷漠！
在这里，张爱玲撕掉了覆盖在亲情上面的“温馨”面纱，把人物放在世俗欲望与金钱利益面前，剥落了人物身上伪善的一面，把人性中自私、虚伪、卑琐等丑恶阴暗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但应当明白的是：这些人物并不是所谓的大奸大恶之人，他们只是一些普通人，但唯其普通，才更显得这个世界的冷漠、阴暗！女性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生存，情感世界自然苍白荒凉“千疮百孔”，其悲惨的命运更是避免不了挣脱不了！
三
爱情、亲情这些美好的情感千古传诵，然而在张爱玲笔下却是如此“千疮百孔”，问题是：懂得享受人生的张爱玲，又正当青春妙龄为何会有如此悲凉的人生观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张爱玲的身世经历去考虑。我们知道，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任何作品无不渗透作家的主观意识。张爱玲自然也不例外。而作家的主观意识的形成与其身世经历不无关系，所以，要了解张爱玲的身世。
张爱玲出身豪门望族，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清末名臣，其祖母是晚清权贵李鸿章的女儿，祖上叱咤风云，地位尊贵显赫。但到了张爱玲这一代，这份烈火烹油的荣耀已成了过去。作为家庭由盛至衰的目见者，张爱玲感染上家道中落的悲哀。张爱玲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式人物，嗜食鸦片，终日沉溺烟榻，又在外面养姨太太。张爱玲的母亲则是受西洋文明熏陶的新知识女性。父母因文化志趣、性格差异太大长期不合直至离婚，家庭的解体使她深感痛苦，父亲的再婚又给她蒙上心灵的阴影。父亲的暴戾和后母的虐待更激起她的敌对情绪。有一次她到母亲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回来后后母不依，打骂了她，她反抗，结果引来了父亲的一顿毒打，还把她监禁起来。重病半年，父亲不请医生，也不给药，差点死去，使她体尝到血亲之间也如此冷漠与敌视的滋味。在她终于逃到母亲的住处时，又因不符合母亲的期望，依然委屈难堪，“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她觉得她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父爱、母爱的缺乏，使她的心灵深受创伤，造成了她的悲观气质。这在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她笔下的人物同样缺乏家庭温暖，恐怕正是她对这段童年生活的追忆。#p#分页标题#e#
如果说，童年生活中张爱玲过早接触到无情的现实，使敏感内省的她对人的信任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初步形成她的悲观思想，那么她长大以后碰到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着的时代背景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悲观。张爱玲生活在乱世之中。她在香港读书时，爆发了太平洋大战，香港沦陷了，这期间，张爱玲与同学担任防空员和护士，感受到战争的灾难下所暴露的人性弱点，时代性的悲哀不时向她袭来。她认为“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在乱世中，“‘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谁也无法预料明天的事，“我想到很多人的命，连我在内，都有一种郁郁葱葱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在这里不是普通的自伤自怜，而是一种对自身命运无力把握的感伤。因为对自身命运无力把握，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安全感，只能下死劲抓住一些熟悉的、实在的东西来傍身。这东西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男人，总之，能给人带来暂时的安稳。“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追求得自己平安”。至于感情，那并非活下去的首要条件，在无力顾及时只能置之不理。这是一种时代性的悲哀，当这种悲哀注入到张爱玲身上，与她原先个人的伤感相契合，从而使她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张爱玲着重刻画女性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正是她这种悲凉人生观的流露。
总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问题在无助的环境中生活，本身的情感又是苍白荒凉的，这是张爱玲独特的感受所决定的，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情感的贫乏，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哀，这也是张爱玲小说思想价值的所在。同时，这一思想又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节体现出来，更见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她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