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歌声
文/布衣粗食
母亲的成长年代，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被迫改变了时代中人们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成长的痛楚，有记忆的老人们只要提及它，依然心有余悸。也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母亲十多岁的光景，懵懵懂懂地跨入了中学大门。
据说，母亲学时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格局，母亲却情有独钟地爱上了文艺，参加了公社文工团。公社礼堂的舞台上，母亲身着碎花衣衫，伸出修长的手指，尽情地展开歌喉，在简单的二胡和铜锣配乐下，婉转地唱开了。那时候的母亲，温文尔雅，不谙世事，完全忽视了生活的艰辛，忘记了成长中无声的痛。甚至是台下母亲跟随贫寒家庭饥一顿、饱一顿地求生存，她都忘记了。
但凡看过母亲表演的人都说，母亲站在舞台上，风姿款款，一头乌黑的瀑布长发，绸缎般的样子，抑或编成长辫子，抑或拢成富贵卷，要不什么修饰都没有，直接披肩膀上，但不管怎么摆弄，都和歌声很搭。依依呀呀的唱腔算不得名家，台下却掌声雷鸣，足实有点名家风范。
也就是因为歌声，母亲成了很多人嫉妒的对象。视人为眼中钉的红卫兵，翻开历史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找到一条“罪证”。“罪证”曰：母亲的父亲在解放前夕参加过国民党组建的青年社，母亲的伯父潜逃至台湾至今未果，符合文革专政对象“12种人”中的一种。霎时间，刚刚准备初中毕业升学高中的母亲被学校里的红小兵揪出来，强按在公社的舞台上，一场场滑稽的批斗开始了。虽然谈不上狠毒，但原本母亲一展歌喉的舞台上，委屈的泪水打湿了脸颊，跌落在冰冷的舞台木板上，黄鹂鸟般的歌喉终于唱出了嘶哑的哭腔！
初中毕业后，母亲辍学了，开始了大集体劳作，幼小的肩膀担起了百来斤箩筐，还未来得及滋润的手成了割猪草的粗手。每一次集体劳作回来，那些还未结痂的血泡又裂开、流血。每当这时候，趁着落日的余晖，母亲执拗地摆开架势，拉起文工团废弃的二胡，凄凄惨惨戚戚地凑和着“哆来咪”的音符，口里念念有词，似唱似哭。“唱，唱，唱！唱得什么都没有了！”母亲的父亲一把抢过二胡，扔在了灶膛的火苗里。那以后，母亲真的隔了很久没有再展歌喉。
为了“根红苗正”，二十刚过的母亲在村支书的撮合下，嫁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雇农出生，父母早逝，跟随继母长大，因为地方山高路远，无法通过恋爱娶得一房媳妇，因为自幼懂事好学，在山村里当上了村级记账员。我的父亲倒是和母亲惺惺相惜，也读懂了母亲的心，在父亲的一番争取下，母亲取得了村小学的代课资格，走上了简陋的三尺讲台。歌声又飘荡在山村的回肠小路上，大山深处时常可以听到歌声来来回回，应和着山泉水声，一曲曲“高山流水”“泉水叮咚”带给了村村户户。
好景总不会一好到底，上天也许真的会天妒英才。在母亲先后生下我的大姐，我的大哥和我后，在我还是3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一次村集体放排的路上，不幸跌入急流里，殆尽了年轻的生命。
这一年，母亲的歌手戛然而止，再后来的记忆里，几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唱歌，哪怕是哼一哼小曲似乎也未曾寻得。暗自流泪，声音沙哑，倒是成了家常便饭。
当然，关于母亲歌声的故事，我大多是听长辈们断断续续谈起，七拼八凑地集成一个个段落。
为了生活，为了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母亲远嫁他乡。与残暴酗酒的继父为伴，与脚下的黑泥为伴，粗糙的农具替代了母亲手里的乐器，肩膀上扁担的吱呀吱呀声覆盖了母亲的歌声。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得母亲气喘吁吁，劳碌过度的母亲几乎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歌声，心里只憋了一口粗气，那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哺育儿女成人！即使后来我挚爱过一段时间长笛，悠长的笛声经常唤起母亲的回忆，但我更多看到的是母亲的哀怨，然后一声叹息，最后转化成对乐谱声不屑一顾。
或许，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电气化时代的到来，母亲心里的那股歌声一定时常涌动。好几次我都尝试着鼓励母亲唱一段，可是话到了嘴边却收了回去，我想母亲一定不想提及那些心酸往事，每一首熟悉的旋律里都有饱含着泪花的理由。不是母亲胆怯，是我们姊妹都下意识地祈愿母亲开心渡过晚年。
随着三代同堂的日子到来，母亲逐步开朗起来。前些日子，我的女儿在幼稚园学了很多儿歌，每晚都要自娱自乐地唱几首。那天，我加班后回家晚了些，刚刚到家门口，屋里一阵悠扬的歌手传了出来，是一段《红梅赞》，优美婉转的高音声声入耳：“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屋里，母亲唱着歌，女儿轻声地拍起小手；站在门外的我却突然泪流满面，猛然觉醒地知道，母亲的人生赞歌和红岩上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