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附二见习儿科（二十年前的旧日记）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浊酒相逢）
——我的首次儿科见习
1993年10月5日
被分在附二见习的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从得到消息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一直是这么想的。原因呢，很简单：首先是，搭车去显然要比步行去来得方便；其次呢，一个小组见习显然要比两个小组见习来得幸福。
校车在解放东路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前方停了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就都是衡医的见习生了，绝大多数是二大班的，去见习皮肤性病学；一大班的只有我们五个人，按安排表上的顺序是——周宁雄、朱旋桂、刘小华、向有生、蒋云山，来见习儿科学的。
从门诊大门口朝里面走，绕了半个圈子，结果还是由一个小门进到了住院部里头，显然多走了一段路。因为这是第一次上儿科来，没得说。
前面是两栋互相垂直排着的大楼，一新一旧，以前见习其它内容时，都去过的，心里头并不陌生。
朱旋桂说好像儿科见习室在505，旧楼上。于是，五个人一齐朝那边老楼方向走。上了五楼，从楼梯口转向走廊，往右拐，经过好几间房门，再往前的一间，门口站着一位老师，是大家都认识的，教过我们中医。于是，确认这边便是中医科了。再过去几间，也没有发现门牌上有写着“儿科”两个字的。走廊边的长椅上坐着一对夫妇，中间夹一小孩，在闲聊。我们都没有上前盘问的冲动，看来是所见略同吧。
当来到又一个房门口时，我们几乎同时停了下来。往里瞧，有几个穿白大衣的医生围着长桌坐着，在说话。周宁雄进到里边，显然是去盘问的。其余的人同我一样，站在外面等着。发觉那房间的中央用木板墙分隔成两间，外面的一间两铺床，横着的。
我们在走廊上穿好白大衣、戴好白大帽时，刚好周宁雄从里边出来了。跟着出来的是一位女老师，白衣白帽，看上去年纪不大，三十出头。
“都到齐了吗？”女老师一出门便朝着坐在那儿的我问道。走廊长椅上的那对夫妇和孩子走后，我就一直待在他们的位置上等着。
“都到齐了。”回答她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一共是多少人呀？”
“五个。”也差不多是一起回答的，并且都同时想到了，把本来在我们组上的这次回家没来的李季给排除在外了。
“今天的见习内容，”她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道，“主要是婴儿的喂养。”继而又说，“等会我们要去病房里看一个病人，但现在是医生查房时间，等他们查房结束了，我们再进去好吗？”
“好。”这一次回答她的，仅我一个。
当她开始打手势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时，我便立刻跟了上去，手中揣着一本儿科学教材。当走到办公室隔壁的那间房，我停了下来，掉头往回看，怎么其他人都在朝办公室里头钻呢？起初的反应是，他们是不是没听到呀？这边，女老师又在向我招手，于是便一个人率先进到了房里。随后，他们也来了。
整个房间里有六张病床。进门的左边是四张，横着的；右边两张，一前一后，竖着的。一张靠窗子那头，一张靠门口这边，而我们将要见习的病人，此刻就躺在靠门口这张纵放的床上。
等我们都到齐以后，老师才开始发话：“先来问一问病史吧。”
第一眼便已见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躺在床头，像是在等待我们“召见”。床的另一头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农民打扮，可以肯定是乡里来的。起初，我不清楚是先问小孩呢还是先问大人，而老师却率先向那位农民打扮的乡下人问起话来。她要他把小孩发病的全过程向我们汇报一遍。老师讲完这番话后，便用手指着站在最靠近她的我说：“你来问一问病史？”
其实，还不等我开始发问，病人的家属已开始“自报家门”了。依他所述，孩子的病情是这样的：几年前，突然出现面部浮肿，双下肢也肿，关节痛，不能站立，当时还发高烧。起初找乡下的赤脚医生看过，只知道用过青霉素，其他药说不上名来，治疗后症候也有所减轻。后来在白地市镇人民医院住过院，诊断为肾炎、心肌炎，治愈后又反复发作了六七次。8月14日那天，小孩在溪水里洗冷水澡，受凉，还吃了冷饭，病情复发，症状如前。16日来本院住院，在门诊做过心电图、M超，说是“风湿热”。谈话中，听得出来，患方也是祁阳人，我老乡。我于是换普通话为祁阳方言，跟他交谈。
接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大家轮番询问。不一会，都感觉没啥可问了。于是，老师就开始问我们。
“问完了吗？”
“问完了。”我们都笑着回话，语气里有一点不好意思的味道。
“问完了，那就请一位同学来复述一下病情。”她说话的同时，又用手朝我指了指，很显然，又是该我讲了。
虽然心里没底，我也只好鼓起勇气往下说，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真的理不清什么思路。因为肾炎、心肌炎、风湿热等等疾病属临床科目，我们尚未曾接触到的。说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尽量能多讲些，可是，心里没货呀，讲不到半分钟自然想不出要讲的内容了。尴尬之情，跃然脸上。
“讲完了吗？”老师问。
“讲完了。”我回答，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她从脖上摘下听诊器，先自己听了听患儿的心脏，然后让我们轮流听。接着还告诉我们，这是很典型的收缩期吹风样杂音，挺响亮。我第一个听了听，果然是的，还头一回听到这样清晰的心脏杂音呢，真难得。
为了说明杂音是向左腋窝处传导的，这一次她将听诊器胸件按在孩子的腋窝处，让我们再听了一回，同刚才相比，感觉不那么响了。
我又是第一个听完，退到一边，站着等他们。这才开始留意起病房里的其他人来：靠窗边的横放的那铺床上，一个小女孩正和妈妈玩着，一块儿唱儿歌，很惬意的样子。再过来的一铺床是空着的。靠门的两张横摆的床位也分别躺着两个小孩，临近走廊的那铺床，护士小姐正欲给那个小女孩注射药水，小朋友惊恐不已，又哭又闹，不让阿姨打针。我听到护士小姐温柔地哄着孩子，说：“别怕，阿姨打针不疼。”但小姑娘仍然将信将疑，时而哭吵，时而张望，犹如带雨梨花，泪眼未干。
终于听完了这一遍，老师带我们出了病房，说是去看看这孩子的病历。可刚回到走廊上时，就遇到医师们查房来了，而且也是查这铺床的，我们便跟着他们反折回来。
一群白衣人又围着病床站好。一开始，是年轻的女医生给站在她身旁的老大夫汇报小孩的病情。我瞅了瞅那位年轻医生，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了多少。但听她讲述病情时，心里面一股佩服之情油然而生！好流利，好详细，好清晰啊！老大夫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与刚才我向带教老师汇报病史的情形相比，差距不止毫厘，而是千里！我自觉脸红。
这群人里，除了带教老师和我们五个外，刚才来的共有四人：报告病情的女年轻医生，她身旁的老大夫，再过去是年轻的男实习医生，再旁边是一位中年医生，也是男的。后来还进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大夫，头发蓬松又卷起，站在我们这排见习生的背后。
老大夫听完汇报，接下来自己也问了一回病情。问完后，便动手检查小孩的身体。她用手在小孩的胸部很仔细地触摸，之后又在那地方叩诊了一会儿，接着又检查了两下肢的踝关节，看看有无浮肿。她一边检查一边不停地向家属提问，孩子的家长很认真的回答着，每次回答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似的，朝我们望一遍。触诊完了后，又摘下听诊器听心脏的杂音。在她检查完后，旁边的中年男医生也上来触了一会，听了一会。他听的时候，两位老大夫（女的）走了出去，留下来只有带教老师、中年男医生和我们了。老大夫临走时吩咐病人家属尽快将以前的B超结果拿来。
中年男医师听完心脏杂音后，开始发表讲说：
“杂音，顶多不超过3级。”他很有把握地说。
我们的带教老师听后，却说应该4级才对。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
中年男医生讲出了自己的分级理由，他说杂音一旦上了4级，那么胸壁一定能触到震颤，没有触及震颤就不能诊断为4级。
我们的带教老师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看法。于是在孩子的胸前找到一个听起来杂音很响亮的地方让那位中年男医生听。中年男医生听后，仍然坚决地说了一句：“最多不超过3级。”接着，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病房里又只剩下带教老师和我们了。小孩的家长也出去了，说是去拿B超结果。
紧接着老师把我们带出了病房。在走廊，她对我们说：“去听听他们的病例讨论吧。”
我们当时一听后都挺乐意的，觉得第一次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讨论真好，虽然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
我们一行来到办公室里，刚才在病室查房的那些医生们一个个都来齐了。
两张方桌拼成一个长方形的台子，长台的一个短边紧靠着窗子。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大夫，靠着窗子并排坐着。跟她们坐在一排的有我们的带教老师，还有那位年轻的女医生。在对面落座的，从窗子那头数过来：中年男医生、男实习医生，后来还进来一个女实习医生。其他的见习同学坐在靠墙壁的那张床上，都脱了白衣白帽，在一边旁听。
第一个发言的是最靠近窗的那位女大夫，刚才听过病史汇报又仔细检查过病人的。
她起先把整个病情概况大致讲了一遍，接着由旁边那一位老大夫发表了一些看法。当她一开始提到心脏杂音时，那位中年男医生便立刻插话了，还是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杂音不会超过3级。”
很奇怪，这会却没有“持不同政见者”出来发表看法。接下来，仍由第一个发言的女大夫讲话，她说：“先请一位实习医生来把整个的病情详细说一说。”她身旁的女大夫马上指着坐在对面的那位男实习医生，说：“你来讲讲吧，这是你的病人呀。”
男实习医生把患者的病情说完后，那位亲自点他将的女大夫问：“你觉得这个病人诊断为“风湿热”，合理吗？
男实习医生没有说合理，也没有说不合理，只是笑着，不好意思又很无奈的样子。
“那你就把‘风湿热’的诊断标准给大家说说看。”
男实习医生又笑了笑，于是，很认真地说起来：“心肌炎，活动性关节炎——皮下结节——”
正在打停的当儿，外边传来了病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好久不停。那位提问的女大夫被刚进门的护士小姐请了出去。
“可以翻书看看。”看样子，那位男实习医生磨磨唧唧的，估计是讲不出来了。我们几个见习的偷偷地在旁边发笑。这时，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大夫便开始提醒他。
男实习医生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儿科学》——看厚度应该是本科版的，在桌面上翻起来。一会儿，他又开说了，有点自言自语的样子。
“有五个主要表现，”他开始念道，“心脏炎，风湿性关节炎，皮下结节，环形红斑，小舞蹈症。”
我忽然记起，这五个主征，在《病理学》教材中我们已经学过，“风湿热”一章中有讲到。
这时，之前出去了的那位女大夫又进来了。
“哎呀，说大声一点嘛，”她一边朝窗户旁走，一边嚷，“讲的什么呀，我是一个字儿也听不清。”
作为回应，男实习医生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似乎为了表明，她的这个“提议”，不管他情愿不情愿，乐意不乐意，都是必须无条件接受的。
“次要表现又有哪些呢？”女大夫刚一落座，随即又问。
男实习医生还是照着书本，念出了五条“风湿热”的次要依据。
“还有两条链球菌感染的证据呢？”同一个声音接着问道。
男实习医生仍然照本宣读。
“现在我们这位病人的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指征有几条呢？”问话人紧追不放。
男实习医生答：“有两条，心脏炎，游走性关节炎。”
“诊断心肌炎的依据是什么呢？”问话还在继续。
男实习医生说是说了一通，但提问的女大夫并不满意。随即又有一问：“这个病人诊断心肌炎证据充分吗？”
“不充分。”
“为什么？”
男实习医生答不上来了。房间里这会儿很静，隔壁的病房不时有婴儿的哭声传来，此刻便更悦耳，更清晰了。
好一会儿，一直提问的那位女大夫的声音又响起在众人的耳畔：“这个病人诊断心肌炎的依据并不充分，因为我们并不确知杂音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需要看看B超的结果。”
这时，我才幡然醒悟，当初她在离开病房前叫那位孩子的家长去拿B超结果，是有一番用意的。
女大夫的话继续飘然入耳：“以前我们没条件，那就需要视病情的进展而定，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了，做B超后就能够确诊。”
“那次要指征又出现了哪几条呢？”她示意地看了看男实习医生，言外之意：还是我问你答。
“病人发热，关节疼痛，血沉改变——”
“链球菌感染的证据呢？”
男实习医生照书回答了。
“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诊断‘风湿热’呢？”
“两条主征加上一条次要征，再加链球菌感染的证据。”
“这个病人诊断为‘风湿热’依据充分吗？”
“充分的。”
一连串的问答，让我们这些见习生又惊奇又好笑，心里不免替那位男实习医生害臊，同时又在为自己将来有无同样的处境而担忧。
接下来便问到治疗方面来了。
“‘风湿热’最有效的药物有哪些呢？”
“阿司匹林，激素类。”
“在什么情况下用呢？”
“确定有心肌损害时方用激素加阿司匹林，无心肌损害只用阿司匹林。”
“治疗多久呢？”
“轻度1个月，中度2~3个月，严重的半年。”
回答得虽然还算可以，但自始至终都是照着书本说的。
当我们还想往下听时，带教老师却及时地将我们领了出来。
我们五个人跟着老师下了一层楼，转到另一间小病房里面，开始今天的内容，讲课了。
看看表，都快十点半了，这才开始讲。但我是并不埋怨。这次旁听较单纯来上课更有意思，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讲的内容是母乳不够时的牛奶喂养——牛奶的配制。一开始，老师就抛出一个问题：“母乳喂养的优点有哪些？”
周宁雄起先说到了“比例适调，营养高。”
我也补充了一点“母子相依，增进感情”，这一点大课老师在课堂上是强调过的。
其他人又陆续补充了几点，还基本上凑齐了答案。然而心里面也似觉有刚才那位男实习医生的尴尬。
接下来是牛奶的配制：加水稀释，加糖，煮沸。
“为什么要稀释呢？”她问。
“酪蛋白含量太高。”幸亏我翻书翻得够快，及时地答了出来。但心里非常地不好受，有如那位男实习医生。
“为什么加糖呢？”
“乳糖含量少。”周宁雄答。
煮沸一项就没有再问为什么了，因为谁都知道那是为了消毒灭菌啊。
再后来，老师在小黑板上写下一道题目，叫我们算算看：5个月，5kg重的小婴儿，求每日所需牛奶量和水量。
老师首先把手中的粉笔递给我，我不会做，没敢接。老师又递给向有生，也没有接，显然他也没底。最后蒋云山上去演算了一番，全对了！
蒋云山在上面演算的时候，我也看了看书，终于也弄清楚是如何算来的了。
先算每日总热量，1岁以内为：110×5=550cal；
所需牛奶量也就是550ml；
加糖：550×8%=44g；
加水：150×5=750ml；750-550=200ml。
其实很简单。
最后，老师再出了一道同样的题目给我们算，只是体重的数据由5kg改成8kg。
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遍，按上述同样的办法，迅速地完成了，便一个个上交。我是交在最后。
老师收好每个人的答案后，逐份瞄了一遍，末了只留下一句话：“牛奶一次不能超过700ml，书上讲了的。”
我忽然想起，刚才不正好在书本上看到过这么一条吗，怎么要用到时却忘了？自己的答案上分明是写着“牛奶量110×8=880ml”，错得真离谱！
老师最后给我们作了解释：总热量110×8=880cal，而所需牛奶量是700ml不能多，其他所缺热卡可由添加辅食提供；加水总量是150×8=1200ml，扣除牛奶量1200-700=500ml。
走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有着一丝丝的不爽。这一回该轮到我们见习的学生们不好意思了。
（全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