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动员
动员下乡
1968年12月22日夜晚，收音机里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第二天一大早，铺天盖地的枯枝败叶被阵阵阴冷的狂风从树上摧散落地，在地面上恶狠狠地画着各自不同的的圆弧线，沿着无数条琢磨不定的螺旋轨迹，紧贴着地面不停翻滚，急速地旋转着，滴溜溜地打着一个又一个旋涡被抛到了半空中，漫天狂舞地发泄着，伴随着阵阵狂风，不断地砸在行路人的头上、脸上、身上。散落在地上；只有天空中出现的那几缕朝霞，顽强地刺透了满天密布的乌云，把微弱的光和热投向大地；数九严寒的冬季，在狭长的街道两边，靠近灰沙砖墙根的内侧，雪白洁傲的腊梅花挺立在枯枝上，星星点点地顽强绽放着，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清香，迎着凛冽的刺骨寒风，向过往的行人频频点头，给严冬里人们的心灵深处带来一丝暖流，送来一线春天的希望。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记得从小学四到六年纪，我一直是班上少先队的中队长，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深得班主任老师的赏识，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他总认为我报考成都四中应该没问题，硬逼着我报考成都四中。可我常听别人说起，四中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的重点中学，能上四中的都是成都市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头脑里已经产生根深蒂固地畏难想法，不敢报考四中。班主任老师曾为此事多次找过我的父母，爸爸妈妈也同意了班主任老师的建议，决定要我去报考四中。
在小升初的考场上，我的心理负担过重，总想到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好些考试题在平时根本不是问题，而在考场上则不知所措，考试结果，成绩相当糟糕，不但四中没考上，就连普通的全日制中学也没指望了，我一直确信初中是考不上了。没想到后来，被当时的人民北路中学（成都市31中）半工半读学制的建筑专业班录取，所谓半工半读，就是每个学期所规定的学习时间段内，一半时间学习初中文化课，一半时间到建筑工地参加专业体力劳动。1965年夏季，成都市有关单位为了对半工半读学制便于集中管理，31中的半工半读学生全部并入32中。32中的全日制初中全部转入27中。我就这样从31中转到了32中，上学的地点就由人民北路转到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
1969年元月前后，曾经有很多学生家长通过各种正规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向成都市教育局有关部门提出过诉求，就这批读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而言，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长期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体力劳动，这些学生已经接受过比全日制学生多得多的强体力劳动锻炼，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建筑工程专业生产技能，可否在政策上给予适当考虑；让他们不下乡，直接到建筑工地当工人……
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成都市教育局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不可能为我们这数百名半工半读的初中生，去承担那些不必要的政治责任。便采取了一刀切的简化办法。召见了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和工宣队，还有部分学生家长的代表，针对我们学校八百多半工半读学制建筑专业班的学生是否下乡的问题，做了最后总结阐述：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精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一切力量，说服城里所有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在这里，他们再三强调的重点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来一个动员。
教育局革委会的负责人对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父母代表们专门做出了政策解答。毛主席说的是：“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里说的是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个初中毕业，它所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初中毕业生，其重点关键是：要站在国家防修反修百年大计的高度，从千秋万代确保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宏观战略出发，进行理解和加深理解。充分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紧密相连的重大战略作用。不能狭隘地强调你们学校半工半读学制的特殊性。
要来一个动员，那么这个动员的内容就应当是更深刻的，那么范围应当是更广泛的，声势更大，规模更加庞大，需要参加的人员构成将会更多，牵涉到的面会更加宽阔。（以后发展到小学毕业的超龄生也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为上山下乡的重要主要组成之一。）所以，这个初中毕业的子女势必涵盖了是所有的全部范围。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多种学制在内的所有初中毕业生。
处在全面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高潮时期，下不下乡，已经成为考验我国每一个部门和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是大非问题。几百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毕业生是否下乡的问题，经过如此这般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之后，不下乡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我们这800多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就这样被强行和那些全日制的初中生合并一起，全部列入了必须要上山下乡的整体序列范畴。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似懂非懂的我们，为了尽量减轻家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确保全家不会在上山下乡的问题上，承担那个不革命的严重后果。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涌动下，我们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行列，踏上与工农相结合革命化道路。不久，我们就要到农村去，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练就一颗红心。
当我赶到学校，同学们也都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正在大操场上整队集合。我悄悄地站到所在班级的行列里。操场前端的简易舞台上，悬挂着《成都市32中学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大横幅被狂风刮得呼啦啦地作响。操场周围的红砖围墙和教学大楼外面，到处贴着《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等大幅宣传标语。主席台前的扩音器里不断滚动播送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不一会儿，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校师生们整整齐齐的在操场上列队，学校革命委员会、解放军驻校军训团、工人驻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负责人，正在主席台上做着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他们的报告纷纷引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经典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鉴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区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分水岭。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与工农民众之中，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他明天不去个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是反过来去欺压工农民众，那他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了。”
他们的发言中首先强调的第一条：全校800多名同学，一个不留，全部都到农村去。所有的同学都必须上山下乡，都必须要自觉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决心，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一辈子不动摇。
在全校的八百多名同学中间，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具体的就要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能够响应号召积极上山下乡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这几个报告再三强调了学校的基本态度，特别指出：凡是不下乡的，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是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就已经说明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了，虽然没有明说是反革命，但最起码也是不革命的。
他们在发言中，再三强调指出：对待不愿意下乡的同学，学校将要下大力气，对这批人进行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和说服动员工作，一直到把他们送到乡下为止。同时要按学籍处分的方式记入个人档案。
接着，各年级的教师代表上台发言：他们发言的重点是表明自己对待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政治态度，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动员所在年级全班同学全部都下乡，一个也不留在城市。同时，也要对自己有符合下乡条件的子女，更要以身作则，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动员他们到农村去，
随后，各年级及各班的学生代表们也纷纷上登台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滚一身泥巴，要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练就一颗红心，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锻炼成长，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在讲台上发言的每一个人，表现得都是那么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充满着非凡的革命激情，嗓门一个比一个洪亮，语调一个赛过一个，措辞口号一个比一个更激烈，充分显示出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今天大会的三尺讲台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具备一个显著特征，唯恐落在别人后面，生怕被别人议论为有不革命之嫌。从他们发言的气势上，我们不难看出，大概在中国的辽阔大地上，比他们更革命的人已经找不到了。
操场上的全体同学也许都已经意识到，今天就是我们的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在操场上集合，这是我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任凭刺骨的猎猎寒风，吹在身上，刮在脸上，引起一阵阵刺痛和寒冷，下面听报告的数百名学生们一动不动，按照各年级班级的序列，直挺挺地列队站在大操场上，讲台上的麦克风，那些个高频率的大喇叭挂在高高的电线杆上，它们发出的一阵又一阵刺耳的喧嚣声，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人们的头顶上，耳朵边狂轰滥炸，在全校师生的心灵深处强烈地撞击着。没有任何人在会场中间说悄悄话，台下一片鸦雀无声。
这也难怪，在当时的那种政治背景条件下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被别人议论为不革命，其后果是我们谁也无法想象的。在当时不论是谁，都害怕承担所谓不革命的严重后果。那不仅会给自己的政治生命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家庭以及亲戚朋友都带来非常可怕的政治影响。至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如何得知，也只能做到领导怎样要求，百姓们怎样做就行了。只要是毛主席说的，都得句句执行字字照办。当初有一句话很流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动员大会结束后，全校师生按照年级班级的序列，高举着大红旗，排着整齐的队列，扛着大幅标语牌，浩浩荡荡地到市里游行，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来到羊市街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向当时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接待人递交了全校同学志愿下乡的报告书。然后游行队伍来到人民南路广场，在毛主席巨幅塑象前肃穆列队，举起右臂握紧拳，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市人民庄严宣誓：坚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远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苍天在上，厚土在下，赤胆忠心可照日月，革命豪情壮志凌云激荡胸怀。在那难忘的十几天里，整个成都市大大小小的主要街道上，每天都簇拥着成千上万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们表决心的游行队伍，人民南路广场上每天都汇成了知青的海洋。红旗的海洋，真所谓人如海洋歌如潮。
1969年元旦以后，我从学校领回一张到当地街道派出所下户口的通知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不在家。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学校里都讲了很多，也说过多次，反正早晚都得下，晚下不如早下，最起码总要落得个积极响应号召的名声。自认为父母一定也会支持我的做法。我主意已定，便自作主张。立即从缝纫机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了户口本，一路小跑步，来到当时地处府南河畔的人民北路派出所，心甘情愿地去办理下户口的手续。
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一只手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另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睁着一双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真要下户口哇？要想好哦，下户口很容易，你想再要上户口可就难了。”当时我很潇洒地说：“我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里来下户口的，我马上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这个老警察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好吧，你稍等，我马上就给你办好。”随即交给我一张回执单和两张卡片，要我返给学校。
几天以后，我将派出所里开的回执单和两张卡片交给了学校，当天就在学校的总务科领到了30元的下乡动员费，回到家里，妈妈用这30元的动员费给我买了一个单人蚊帐，一个洗脸盆，一双胶鞋，又托封大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衣兜的黑色学生装。准备着要下乡的行装，充满幻想的我，心早已经飞奔到广阔天地去了。
在学校上山下乡报名处，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陈永华一起报名。学校就把我们两个同时分配到一个生产队，当时的我非常高兴。陈永华当时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共青团员，从1964年的初中开始，一直到1969年元月，我们一直是同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是名列前茅。人个头长得很高，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几名，体力好，力气大。我们又是两年多的同桌。我平时一直都很崇拜他，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学习榜样。我觉到自己能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能和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做体力劳动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帮助，内心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感。
要下乡了，至于乡下的农村是什么模样，我一无所知，过去只是在电影《槐树庄》《李双双》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影片和小说中农村，在我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画卷，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圆的绚丽景观。学校工宣队的师傅们向我们千篇累牍地传达着他们对洪雅的实地考察，说洪雅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新鲜，风景秀丽，全县有27个公社，其中有26个公社都已经安装了电话，洪雅县已经实现了电气化，真可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向我们广大同学做如此描绘与勾画、鼓动和宣传，已经把洪雅勾勒成人间天堂，描绘成世外桃源，给很多同学的心里造成这样一个误区，视乎我们这些知青，一旦下放到了洪雅，那就是一步登天，跨入了天堂。知青们不像是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倒像是到天堂去享福一般。
在动员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每天我们都要到学校里，按照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的统一安排，分班集中学习讨论。听着学校工宣队和军训团铺天盖地的那些宣传，看着教学大楼走廊的墙上贴满了上山下乡知青的人员名单，我在内心深处不由泛起了阵阵疑滤，既然洪雅有他们说得那么好，那他们还用得着下这么大的功夫去动员吗？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是六七级二班的同学，文革中曾担任过川大826战斗兵团32中分团的团长，外号人称兔儿团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全校各个学生组织通过协商推选参加校革委的学生代表。她的名字排在全校上山下乡人员名单的第一个。
看到兔儿团长排在上山下乡名单的第一个，全校的同学们都在私下纷纷猜测议论着：这王玉芳大小也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不论咋样说，总还算是一个官儿。她能放弃校革委会的副主任职务，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是不是得到了上级的什么秘密指令或者承诺。或者是看破红尘不愿为官。否则她怎么会一无反顾地抛弃校革委副主任官职，下乡到农村当知青，做农民呢？这上山下乡也许就像过去的反右、四清、社教运动一样，也就是一个运动。过个一年半载，等到这一运动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何况我们在学校已经五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初中书本课程还没有上完，学校还没给我们发初中毕业证呢。大概还不能算毕业离校，如果不能算毕业，还会不会有可能返回学校读书的那一天？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着：既然动员会上，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领导们都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就坚决响应，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去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有可能重返学校，回到教室里上课那一天。反正是作为在校的学生，听老师的话，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总不会有什么错吧。我们全校有800多学生上山下乡。据说今年元月份，仅成都市区而言，就有十几万人首批上山下乡，今年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全国上山下乡的人数就更多了，我想起码要上千万人，绝对不是少数。我相信以后国家肯定会要有个明确的说法。这绝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带头上山下乡，毕竟出现在我们的学校里，这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怎样，议论归议论，分析归分析，猜测了猜测，榜样的力量总还是无穷的。在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这个兔儿团长的榜样带动下，全校首批自愿上山下乡的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8%以上。七百多人即将奔赴洪雅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大好形势，已经在32中形成定局。
几天后，学校发出正式通知，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人员，把全校下乡知青的行李集中起来，统一送到火车北站的站台上，按所到达的公社顺序，提前逐件装进事前预定的知青专列的闷罐车厢。定于元月22日上午，全校首批下乡的700多名知青，在火车北站统一乘火车离开成都到夹江，然后从夹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洪雅各个公社，最后从各个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产队。
从小到大，长到十七八岁，我从来就没有离开父母，从来没离开过家，对外面的世界，在我的心中，充满着种种神奇的幻想，也真想离开家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现在真的就要离开家，就要下乡了，什么时候再能回来?我不知道，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我更加不知道，也想不到那么远，反正是要走了，就要离开家，到乡下种地去了，要走就早点走吧……
我在家里无聊地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本，板着指头算着天数，坐立不安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