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遇见

　　一对日本中年夫妇，生活无趣，丈夫每天对妻子呼来喝去。妻子实在忍受不了，拿烟灰缸砸破了丈夫的脑袋。昏迷的丈夫被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瘤。

　　医生给出两种治疗方案：1、选择开颅手术，彻底切除，但是因为脑瘤和大脑已经相互渗透，可能会失忆；2、选择放射线治疗，不会有后遗症，但是脑瘤可能会再次复发。

　　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手术。手术前一晚，妻子和护士聊起来：“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见面后的第二天他就向我求婚了——‘你能和我在一起吗？’膝盖都在抖呢……”

　　手术之前，丈夫请求护士帮忙给妻子带话：“请告诉我老婆，我嘴笨，一直没告诉她……告诉她，我这辈子只要她一个，就算是重来一次，我也要和她过。”

　　结果，他还是失忆了。

　　医生指着妻子问醒来的丈夫：“你认识她吗？”

　　丈夫回答：“不认识。”

　　妻子照顾失忆的丈夫，而失忆的丈夫总说：“对我这么亲切，谢谢您了。”

　　第二天，失忆的丈夫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正和护士聊天的妻子与丈夫相见了，他们彼此点头致意，然后，失忆的丈夫被继续推着往前走去。

　　“不好意思，等一下。”失忆的丈夫转过头，望向妻子。

　　于是，在白色基调的医院，在阳光四溢的清晨，依然打着吊瓶的丈夫，依然需要呼吸管辅助的男人，嘴角不自然地抽搐着，膝盖不停地颤抖，说：“那个，虽然昨天才见面，请和我……请和我一起生活吧。”

　　妻子趴在丈夫的腿上，哭得不能自已。两人的手叠在一起，上面有结婚时的对戒。

　　也许会像故事里一样，某一天，某人会对你一见钟情，他会用颤抖的声音表达爱意，你汹涌的泪水却不仅是感激他，还有命运。有人会对你一见钟情，当你第二次遇见时，你要记得。

　　民国时期，张维桢和罗家伦的爱情故事轰动一时，张维桢也成了引人注目的女子。张维桢原名张薇贞，读大学期间，她把自己的名字由“薇贞”改成了“维桢”，表示她对传统女子贞节观念的坚决反抗。罗家伦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是很多人的偶像，也暗暗打动了一些女孩子的芳心。

　　1919年12月，罗家伦作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前往上海展开学生团体串连，不料想，在美丽的黄浦江畔，罗家伦竟然就此邂逅了张维桢，引出了一生的爱情传奇。那是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集会，罗家伦虽然貌不惊人，但是，他是当时名声远扬的学生领袖，他亲笔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更是在当时大学生中间争相传阅，这篇简洁而慷慨的宣言激起了全国学生的爱国热情。罗家伦一出现，就让现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罗家伦激情澎湃的演讲更是让现场成了沸腾的海洋。当时，上海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张维桢站在台下的一隅，她满脸红晕，用一双深情的眼睛专注地从头到尾一直默默注视着罗家伦，他的每句话、每个手势和每种表情都让清秀而文雅的她着迷。罗家伦写的“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早已铭刻在了张维桢的心中，只是两个人一个在北平一个在上海，南北两地，她与他难以相见。此刻，激情、睿智的罗家伦就站在张维桢的面前，他的演说一字一句地敲击着她的心扉，贴近，火热，直入她的心田。在这一瞬间，爱情产生了，还是一个少女的张维桢被爱情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她在人山人海中居然挤到了会场的最前面，大声地对罗家伦说：“我名叫张维桢，今后请你多多指教！”说完，她把自己的联系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他。面对张维桢的热情大方和青春美丽，罗家伦的心在那一刻暖融融地被惊动了，原本口才出众的他在那一刻竟然腼腆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男孩，只是慌乱地说着：“好，好！”

　　都说一见钟情的爱情是经不起风雨，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的，但是，张维桢和罗家伦却用真实的爱情经历证明，即使是一见钟情的爱情，有的爱情也是在一开始便注定会相爱一生的。

　　以前，罗家伦曾经极力主张爱情须要有双方人格上的了解，他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但是，他和张维桢却开始了一见钟情的爱情。看来，爱情真的很奇妙。

　　爱情大多是有信物的，相爱的人常常用信物来见证彼此的爱情，信物仿佛是爱情之中的蜜，有了信物，爱情会更加甜美。张维桢和罗家伦一见钟情而相爱，也是有信物的，不过，他俩的爱情信物有点特别。罗家伦给张维桢的爱情信物是两张风景明信片和两张小型风景照片。这信物虽然并不名贵，但是，却包含着罗家伦渴望和张维桢比翼双飞的心意。张维桢读懂了罗家伦爱情信物中的含意，她回赠给罗家伦的爱情信物是她的一张玉照，玉照上的张维桢笑意如花，青春美丽。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的玉照送给一个男人，自然是意味着心中的爱慕。罗家伦收到张维桢的玉照后在日记里写道：“就是你的照片，使我看了生无限的愉快。”从此，张维桢和罗家伦开始鸿雁传书，漫长的爱情之旅启程了。张维桢和罗家伦在信中谈人生，谈理想，谈各自的生活，有时也会小心翼翼地相互试探彼此对对方的爱，轻轻地伸着柔软的爱的触角。彼此的心事虽然千回百转，却在信纸上渴望着绽放花蕾。爱情里最难得的是深合我意。张维桢和罗家伦从一见钟情开始的美丽爱情就这样娓娓动人地进行着。

　　1920年8月，罗家伦从上海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去留学，他本想与张维桢在上海见面，畅叙一下与她别后的相思之情。不凑巧的是，此时的张维桢已从上海女子学校转学到湖州的一所女校读书，而罗家伦到了上海后又患病了，一直发高烧，无法去看张维桢，虽然上海和湖州相距不过是几百里的路程，他俩却没能见面。张维桢后来收到了罗家伦临登船时写给她的信：“来沪未能一见，心中很难过。玉影己收到，谢谢。不及多书，将离国，此心何堪，余容途中续书。”就这样，张维桢未能和罗家伦相见，就依依不舍地和他分别了。

　　在分别的几年间，张维桢收到了罗家伦寄来的好几本书，还收到了罗家伦写给她的许多信，在这些信件中，张维桢看到罗家伦在字里行间出现的微妙变化是对她的称呼，罗家伦从“维桢吾友”自然变成了“维桢”、“维桢吾爱”，到最后成了“我生生世世最爱的维维”。张维桢明白，她这个女子从此成了罗家伦心目中最珍爱的人。张维桢读着罗家伦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信，心中暖意弥漫。张维桢和罗家伦在信中除了谈论民族兴亡和学习之道，也像世间所有热恋的男女一样，时不时显露出敏感、任性乃至小孩子气的样子。有一次，张维桢收到罗家伦寄给她的一副珍珠项链，上面的珠子是他为她精心挑选的，他在信里对张维桢说：“我选的一种颜色，自以为还清新，配夏天的白衣服或粉红衣服，都很好看。望你不嫌弃，作为我想起你的纪念。”张维桢被罗家伦这份遥远而珍贵的礼物所带来的一片心意深深地感动了。

　　1926年4月，张维桢接到罗家伦的信，说他决定回国了，想想就要回到心爱而相思的女子身边，他的心情很是激动。可是，就在这时，张维桢却申请到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计划在秋天进入研究院。张维桢知道，罗家伦在国外的这几年来，忍受着分别的痛苦，一直盼望着她到国外留学，与他日日相见，如今张维桢要到国外去了，可是，罗家伦偏偏又要回国了。不过，相爱的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张维桢非常体谅自己的心爱的人，她不想让他心中失望。为了让心爱的罗家伦早日回到上海让她当面向他表白心事，张维桢给罗家伦汇去了钱，让他早日回上海见面。罗家伦接到张维桢的汇款时，他的心放下了，他明白了，张维桢是在告诉他，她愿意为他们的爱情而等候。

　　1926年6月18日，在张维桢的殷切盼望中，罗家伦在马赛登上了回归的船，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他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张维桢的身边。

　　分别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却不影响真正的爱情。这时，张维桢和罗家伦已经分离了整整六年，但是，两个人真正相聚的日子却仅仅只有一个多月。在一个多月的甜蜜日子里，两个相爱的人时常在公园见面，因为彼此相爱，因为早就心心相印，在半个多月后，张维桢和罗家伦就极为自然地正式互定了终身。

　　张维桢出国的第二年获得了学位，于是，她就立刻回国和罗家伦相守了。

　　1927年11月13日，张维桢正式嫁给了罗家伦，他俩在上海结婚了，当时，他们都已年近三十了。这是一见钟情结出的的爱情之果，从1919年12月他俩一见钟情开始到结婚，经过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八年的相思，终于换来了朝暮比翼飞，同心度人生，深情依依，真挚动人。

　　张维桢和罗家伦结婚后，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爱情生活，他俩既是情侣，也是师友，幸福地相爱了一生，甜蜜地相伴了一生。

　　世上真的有一种一见钟情爱一生的爱情，它是彼此忠贞的相守，是彼此用心的呵护，终究有着无限的喜悦和幸福。

　　是的，世间有一种爱情，一开始便已经注定了一生，不论是一见钟情，还是相识已久，只要真心相爱，就是一生的牵手。

　　柏林东郊的小剧场

　　2009年盛夏的黄昏，柏林东郊的小剧场发生了一场小火灾，冒出的滚滚浓烟引起了狭窄街道上行人的驻足，火势并不凶猛，很快就被扑灭了。

　　此时的你，穿嫩绿色的Polo衫，来来往往地帮坐在轮椅上的老伯搬碟片。人群散的时候太惊慌，你的身上不知被谁泼了不少橙汁，一大片被烤焦的黄色。我站在一群围观的群众中，看到来来回回的你，义无反顾地跑进滚烟浓浓的小剧场，灰头土脸地帮你抱出那些外壳都已经发黄的DVD。

　　你在浓烟稠密的剧场里发现了我，帮你一同抱碟的我，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微笑，然后你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说小心点，别被呛到。于是你把你的口罩脱下来围在我的脸上。

　　那天晚上，这个华裔老头在被烧得焦黑的剧场里调试设备，我帮他把碟片重新放到铁架上，他挑出一盘《花样年华》来试机器，我同你一起坐在后排没被烧坏的椅子上看。

　　老头给我们烧好吃的，糖醋排骨和鱼香茄子，你仔细地帮他包扎着伤口，然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来柏林这么久，好久没吃中国菜了。就这样，我和你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洗碗，你背对着灯吃我切给你的番茄，下巴上有细密的胡茬。这个画面温馨得让我有些恍惚，这不过是我们第二次遇见。

　　然后你说，我叫郭宇，柏林大学临床医学系，你呢？

　　开往春天的地铁

　　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场有惊无险的火灾，让我再次在柏林360万的人潮中又一次与你百转千回地遇见。

　　2008年冬天，我到柏林大学来进修心理学，被分到博士生的寝室楼里，没日没夜地看他们做实验，留长了头发专心读书与世无争。

　　天气开始转热的一天下午，我到市区的supermarket买了些排骨葱蒜打算煲汤，然后搭三号线的地铁回学校。

　　地铁站里人潮涌动，我就是这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站在我前面，正在同一个和你差不多高的女孩用中文吵架，她情绪激动地甩开你的手，然后走进车厢，你来不及拉住她，就被人群冲散了。

　　你看着呼啸而过的地铁愣了许久，一回头撞翻了我手里的购物袋，排骨葱蒜滚了一地。你很绅士地帮我捡好递给我，艰难地抽动了一下嘴角，对我笑了。我被你哭笑不得的表情逗乐，友好地用母语对你说，谢谢。

　　你低着头转过身去背对我，说你听到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被人潮拥进了地铁，你坐在我旁边。地铁开了三个站后，你把脖子上的项链取下来丢到垃圾桶里，然后闭上眼睛，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你们的事。

　　你们相恋三年，这条项链是她追你的时候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省下钱来定做的，是一条项链，上面有你们的名字，钥匙在她脖子上。三年里，你们分分合合多少次，这一次，她把脖子上的钥匙取下给你，坐上一班地铁离开。因为你放弃了学校留校的名额，报考了国际青年志愿者驻贝宁医学站，你想和她一起去非洲，帮助那些受疾病困扰又无能为力的人。她反复劝过你许多次，你依然这样坚持着，最后她甩开你的手，骂你：神经病。

　　说完这些后，你睁开布满血色的眼睛看着我，从购物袋里掏出大蒜来剥出一小瓣递到你嘴里，你想都没想地吞了下去。

　　我整理好购物袋准备下车，站起来对你说它能分泌一种物质让你心情变好，祝你坚持梦想生活美好。

　　就在这个时候地铁到了站，我被人群挤出了车厢，我站在站台上，看到车厢里的你用唇语对我说，我叫郭宇，你呢？

　　紧接着，我没来得及回答，地铁带走了你。

　　若凭一颗心能绑住永远

　　因为那场火灾，我们重遇又熟悉了起来，就在这个华裔老头开的小剧场里，一起看了一场又一场电影，电影放到一半，你才会偷偷地进来，坐在最后排的我旁边，小声地问我今天会做什么菜。

　　从夏天到冬天，你都骑着单车，在晚饭后载我回学校，偶尔我会太累靠着你的背沉沉睡去，它总给人很安全的依靠。

　　直到你的志愿申请快要批下来，你开始准备筹备一批小学生的衣服，带给那些你即将去医治的染有麻风病肺结核的小朋友。然而捐赠出来的衣物都过于宽大，你只好买了一批布料，用老头的旧缝纫机自己做。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都泡在那里赶那批衣服，一共200件，每一件你把它们下水晒干，工整地放在纸箱里。

　　老缝纫机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你在一边认真地剪线头，我透过缝纫机的间隙看到你紧锁的眉头，时光把你的轮廓重叠到我的心里。

　　完工那天是圣诞节，我和你抱着两个大纸箱走在路上。这个时候的柏林下着很大的雪，你站在我前面帮我挡风。那个时候的我想，如果能一直这样走下去，你永远在我前面，让我抬头就看见，该多好。

　　我想得太过投入，一下子脚底打滑摔了一跤。衣服散落了一地。你弯下身子来扶我，却也摔了下来。你的脸离我很近，我可以感受到你温热黏稠的呼吸，那一天后来的路，你一直把我搂在怀里。

　　每个人都有一片森林

　　然后你就消失了，没有再来老头的小剧院。

　　我陆陆续续从老头那里得知你的消息。你去了贝宁，把我们做的衣服发给小朋友。你完成了那里的研究课题，即将离开去别的地方，那里的小朋友舍不得你，对着你唱了一支你听不明白的歌曲。你把你所有的衣服和钱都留给他们，教他们背简单的单词，坐颠簸的吉普车到了别的站点。

　　2010年4月，青海发生地震。我结束了柏林大学的进修，回国加入志愿者支援医护队。

　　我提着大箱子来向老头告别，他诧异地问我，唐卡，你也是国际志愿者吗？

　　我点头。

　　然后他摇着轮椅到那些放DVD的架子旁边，翻出了厚厚一打明信片，都是你寄来的。你说，你很想念我，却不敢跟我联系。你说，你不能自私地为了你的梦想，赔上我的幸福……

　　最后老头告诉我，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寄来明信片，站点的迁徙太过频繁，他也没办法联系上你。

　　我对他笑，说没关系。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2010年4月17日，玉树县天气骤变，下起了小冰雹。

　　我跟着医护队一起，穿过小树林给另一边的站点支援。在新站点的帐篷里，我见到了给伤员配药的你，依然紧锁的眉头，认真的模样。我走到你的旁边，帮你把药包起来。

　　你最后抬起头，对我说谢谢。然后激动地打翻了桌上的葡萄糖瓶，颤抖着声音问我，你怎么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