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情,彼岸花 – 女娲资源

此岸情,彼岸花

一眼看到她,他便被她的美丽震慑住了。那时,他还只是一家小工艺品公司的勤杂工。而她却以出色的艺术才识,成为一所大学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当时,极度自卑的他不敢向她表白心中的爱慕,甚至不敢坦然地迎向她明净的眸子,生怕被她一下子看轻了,从此淡出他的视野。可是,年轻的心湖,已不可遏止地泛起了爱的涟漪。从此,他再也无法将她从心头抹去。
 
在他借宿的那个堆满杂物的零乱的仓库里,他生平第一次拿起画笔,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画起人物素描。他说:“她无与伦比的美,是我今生所见到的最超凡脱俗的美,它属于经典的名画,属于永恒的诗歌,是应该以定格的方式传之于世的……”
 
他终于鼓足勇气,将自己幼稚的画作拿给了她,她只是那样礼节性地说了两个字“还好”,便让他受了巨大的鼓舞。他暗自告诉自己:暂且把炽热的爱深藏起来,努力再努力,尽快做得更出色,以便能够配得上她的出类拔萃。然而,他又担心等不到他成功的那一天,她便已芳心有属。那些进退俱忧的烦恼,搅得他寝食难安,仅仅两个月,他便消瘦了二十多斤。最后,他还是把真挚的爱燃烧成一首诗送给了她。她那样优雅地回了一句感谢,并坚定地告诉他——他们的关系只能止于友谊,而不是爱情。
 
对于她理智如水的拒绝,他虽有丝丝苦涩,却没有一点点抱怨,反而有深深的感激,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做错什么,她有她的方向和自主的选择。或许足够出色了,她才能够明了自己的那份横亘岁月的深爱。于是,他离开了省城,去了北京,又漂洋过海去了欧洲许多艺术圣地,四处拜师学艺,埋头苦练画艺。
 
就在他忙碌着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时,收到了她婚嫁的消息。他呆呆地坐在塞纳河畔,一任秋阳揉着满脸的忧郁,像一株遭了寒霜的枯草。
 
好容易止住了心头的怆然,他给她写下祝福简短而真诚:“相信你会拥有幸福的爱情,因为你的美不只是外在的,还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最爱你的人会把你独特的优秀看得清清楚楚。”
 
再相逢时,他已是闻名海内外的艺术大师,而她正在那份不好不坏的婚姻里,品味着世俗生活的苦辣酸甜。终是无法割舍的情怀,让已经历了无数沧桑的他,再次坐到她面前的那一刻,仍手足无措地慌乱。那天,他送给她一幅题名《永远》的油画,画面上那条悠长的小巷,在默默地诉说着他脉脉的心语,澄明而朦胧。
 
她提醒孑然一身的他应该考虑成家的问题了,他看到她眼神中倏地滑过一丝怅然,点头道:“是啊,有情岁月催人老,不能总是在爱的路上跋涉,可是……”他的欲言又止,像极了那些留白颇多的绘画,他不说,她亦懂。
 
当他得知她的丈夫在漂流中遇难的消息后,迅速终止了重要的国际艺术交流活动,第一时间从意大利飞到她身边,不辞辛苦地忙前忙后,帮她料理后事。她感动而感激,但对于他依然认真地求爱,她仍是干脆的两个字——拒绝。
 
她没有给出理由,似乎也不需要理由,就像他对她的一见钟情,几十年的红尘岁月,非但没有冲淡那份爱,反而让那爱变得更深沉、更绵长。尽管她一再拒绝,让他品味希望与失望的跌宕,但也让他咀嚼着一份无怨无悔的真爱。他说:“她是我的彼岸花,始终在那个距离上美丽着,芬芳着。”
 
有评论家赞赏他的作品鲜明的艺术风格——总是那样明媚而热烈,即使偶尔有一点黑色的阴郁,也总无法掩住红色的希望……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蘸着苦涩,一次次地描绘着渴望的幸福,更难有人能够体会到,当他的画笔酣畅淋漓地游走时,他内心里又澎湃着怎样的爱的大潮。
 
再后来,他与法国画家乔治·朱丽娅结婚,定居法国南部小城尼斯,但始终与她保持书信联系,他们的情谊愈加深厚。她曾意味深长地说:“没能与他牵手,或许不是我今生最好的选择,却让我拥有了一生的幸福。”
 
她55岁那年,因脑出血溘然辞世。闻讯,他把自己关在画室内,一口气画下有人出千万美元他也不卖的绝作《彼岸花》,并宣布从此退出画坛,不碰丹青,隐居国外,谢绝任何采访。
 
他就是上个世纪著名的油画家任千秋,她的名字叫谢小菊。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像他最后的杰作那样——如今,那些美丽虽然已是彼岸的花,但隔着岁月,向我们绵绵吹送的,依然是时光也无法更改的温馨与美好。

1914年,22岁的他到日本留学,初赴异邦,有感于祖国多难、人地生疏,再加上家庭包办婚姻带来的人生创伤,他一度埋头书堆,拼命读书,结果患上了“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他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就是在那时,一位女护士的身影适时出现了,拯救了他那濒临枯涸的心灵。他写信向她表白自己的心迹。读着他的信,21岁的她的心里有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异样的感觉。
 

之后,他们身隔两地,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万水千山,割不断一个情字,最多的时候一周竟通了五次信。爱就像一坛发酵中的美酒,薰薰然,让人迷恋和陶醉。 1916年年底,这个妙龄日本女子,终于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要和这个在中国有妻子、有家庭的华人男子同居。可以想象,她遭受了家族最为严厉的处罚:破门处分。走出家门那一刻,她依然高抬着头,为所爱的那个男人绽放笑容。有你的爱,纵然被这个世界抛弃,那又如何?
 
他用自己的姓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从1917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她和他相濡以沫,从日本到中国,从中国再到日本,他们一起颠沛流离,度过了艰难的20年,并育有5个子女。在日本,她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不公正待遇。她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种稻种菜、打短工、做小生意、替人洗衣服、在糨糊工场做工……在极度艰辛中,她把儿女培育成人、成才。
 
1948年,在经历了长达11年的分离后,她历经艰难万苦,来到中国寻找自己的爱人,但此时竟已是物是人非:他已经再次结婚,和另一位女人。她不言语,流着泪,选择了默默离开。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她选择了宽恕,不会抱怨,不去仇恨:“爱过就好了。”1994年,101岁的她在上海病逝,安详淡定历经沧桑的脸上写满平静。爱到陌路心有君,她的枕边,是一扎整整齐齐的信,80年前的信。
 
也许,于她心中:爱若樱花,永世芬芳。

这是70岁的老父亲讲给我听的。
 
故事的主人公,是父亲小学的同学。他们多年不遇,一天,老同学突然找过来。
 
两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在秋日的黄昏下,执手相看,无语凝噎。岁月的风,呼啦啦吹过去,就是一辈子。
 
他要跟我父亲讲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不可以对妻讲,不可以对儿女讲,不可以对亲戚朋友讲,唯一能告诉的,只有我父亲。
 
父亲取出家里唯一一瓶陈年老酒,我母亲炒了一碟花生米和一碟鸡蛋,他们就着黄昏的影子,一杯一杯饮。
 
夕照的金粉,洒了一桌。
 
我父亲的老同学,缓缓开始他的叙述。
 
四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额角光滑,眼神熠熠。那时,他在一所中学任代课教师,课上得极有特色,深得学生们喜爱。
 
他早早地结婚,奉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人是邻村的,大字不识一个,性格木讷,但是,长得腰宽臀肥。
 
父母极中意,这样的媳妇,干活儿肯定是一把好手,会生孩子,能旺夫。他是孝子,父母满意,他便满意。
 
婚后,他与女人交流不多。平时,他吃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到了家里,多半无话。他忙他的,备课、改作业;女人忙女人的,鸡鸭猪羊一大堆,地里的庄稼活儿也多。女人是能干的,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对这样的日子,他没有什么可嫌弃的,直到他陷入一个女学生的爱情中。
 
女学生是别班的,19岁,个子高挑,性格活泼,能歌善舞。学校的元旦文艺演出,他和她分别是男女主持。她伶俐的口才,洒脱的台风,让他印象深刻。他翩翩的风采,磁性的嗓音,让她着迷。
 
以后,他们渐渐走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见到她,他是欢喜的,仿佛暮色苍苍之中,一轮明月突然升起,把心头照得华美透亮。看见他,她更是欢喜,满世界都是金光闪闪的。
 
她悄悄给他织围巾和手套,在家里做了雪菜烧小鱼,带给他。课余时间,他们一起畅谈古今中外名著,一起弹琴唱歌。花样年华,周遭的每一寸空气都是香甜的。
 
他们相爱了。
 
女学生毕业的时候,他犹豫再三,回去跟女人提出离婚。女人低头切猪草,静静地听,一句话也没说。他回学校之后,女人用一根绳子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晴天里一声霹雳,就这样轰隆隆炸下来,他的生活从此无法复原。
 
女学生悄然远走,像一粒尘土掉进沙砾中,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背负“陈世美”的骂名,默默地独自生活十年,方才重新娶妻。
 
妻是外乡人,忠厚老实,不介意他的过往。
 
冲着这一点,他对妻终生感激。
 
很快,他有了儿子。隔两年,又有了女儿。
 
儿子渐渐大了。女儿渐渐大了。
 
小家屋檐下,他勤勤恳恳。年轻时那场痛彻心扉的爱情,早已模糊成一团烟雾,偶尔飘过来,他会怔一怔,像想别人的事。女学生的面容,他亦记不起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还会重逢。当年,她与他分手时,已经怀上他的孩子,她没告诉他,一个人远走他乡,生下了儿子。因为念着他,她一直没结婚,历尽千辛万苦,独自抚养大儿子。儿子很争气,一路读到博士,漂洋过海,去美国创业,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她把一切对儿子和盘托出,携了儿子前来寻他。
 
老街上,她与他不期而遇。
 
隔着人群,她一眼认出他,走到他的跟前,颤抖着问:“你认得我吗?”
 
他傻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华贵的妇人,摇摇头。
 
她的泪落下来,纷乱如雨。
 
她只说一句:“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女学生吗?”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他只听到哪里“啪啦”一声,记忆哗啦啦倾倒下来,瞬间把他淹没。
 
他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不料轻轻一触,往昔便如杨絮纷飞,漫山遍野都是。
 
她说,等了一辈子,只求晚年能够在一起,哪怕不要名分,就砌一幢房,傍着他住,日日看见,便已心安。或者,他们一起去美国,和儿子在一起。
 
他的心被铰成一片一片,他多想说:“好,我不会再让你等。”他却不能。他有妻在家,他不能丢下。
 
她怅然离去。不久,美国的儿子来电,说她走了。来见他时,她已身患绝症。
 
她一再关照儿子,每月记得给他寄钱。
 
他躲到没人处,痛哭一场。曾经的花样年华,都当是一场梦。
 
回到家里,妻端水上前,惊问:“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他答非所问,环顾左右,说:“饭熟了吧?我们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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