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浪漫：一部“微电影”见证绝症恋人的爱情
一部名叫《根秀与培宗》的微电影，日前正风靡网络。这部微电影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丁根秀和柯培宗是一对相知相守了八年的恋人，他们的日子原本甜蜜而平静，男友柯培宗却突患白血病。根秀开始艰难奔走，辞职守护男友……黯淡的日子里，他们始终如热恋般甜蜜。她决心拍摄一部微电影，记录下他们对感情的守望与忠诚。这部微电影感动了无数人，也正在改变柯培宗的生命轨迹和这对恋人的命运……
噩运突降，
亲爱的人我怎能离开你
2011年6月28日，丁根秀和男友柯培宗一起拿到了未来婚房的钥匙。房子位于福州市中心，有98平方米，无论地段还是面积都令同龄人羡慕。最令丁根秀骄傲的是，这房子全是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挣来的，没向双方父母要一分钱。
丁根秀1984年出生于福建省叁明市建宁县，家境贫困。2001年，她考入福州大学计算机系，成为深山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之一。2003年9月初，她去参加学校的文学讲座，想与演讲的老师合影，但没有带相机。这时她看到了举着相机的柯培宗，于是上前请他帮忙。柯培宗很热心地帮她拍完合影后，突然冒出一句：“你的长发真美，我可以帮你多拍几张吗？”丁根秀羞涩地点头后，柯培宗咧开嘴孩子气地笑了。
青涩的爱恋就这样开始。柯培宗低她一届，也是福大计算机系的。2005年，先行毕业的丁根秀应聘到一家公司做景观设计销售，后又跳槽到某网站做运营策划。柯培宗2006年毕业后则应聘到一家公司做程序设计员。两人工作都非常努力，特别是柯培宗，几乎每天都是九点上班，凌晨一两点回家。他们把每分钱都积攒下来，终于在这座繁华的都市有了一席之地……
在还是水泥地面石灰墙的新房里，丁根秀拉着柯培宗雀跃地到处指点。他们紧紧相拥，也就是这时，柯培宗嚷道：“好热，我这几天怎么老觉得热？！”
这个细节，沉浸在幸福中的两个人都没有在意。直到2011年8月，柯培宗所在的公司进行一年一度的例行体检，他被发现血小板等指数均远低于正常值，医生让他赶紧做骨穿检查。9月2日上午，柯培宗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白血病！
两人就这样从幸福的顶峰坠入深渊，只是他们还存着一丝侥幸。医生表示，如果是白血病前期，就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治愈率。
然而这个希望也很快破灭。9月3日，柯培宗住进福州省立医院血液科。为期三天的详细检查后，主治医生告诉丁根秀，病人的骨髓百分之九十四的细胞都已经恶化，情况是白血病里最高危的。
医生接下来的话，更让丁根秀如遭雷击：“如果不做骨髓移植，病人肯定活不过半年；但如果移植的话，一是要找到合适的骨髓，二是光移植手术一项就需要五十多万元费用。更关键的是，就算移植了，病人也不一定能痊愈，有时反而会因为移植的排异反应加速死亡。”
“治吗？如果治，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对病人进行化疗……”半晌，医生轻轻地问。“治！当然治！！”丁根秀连声说——她不觉得有什么好犹豫的，难道看着男友等死吗？那绝不可能！
然而这似乎只是丁根秀的一厢情愿。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劝她不要“多管闲事”：“你和他还没领结婚证，治不治轮不到你管。”柯培宗自己也不愿治疗：“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多罪，到头来说不定还是竹篮打水。何必呢？”当晚，他就趁着丁根秀不注意跑出了医院。
在昔日温馨的出租屋里，这对从未红过脸的恋人大吵一场。丁根秀非要男友返回医院，柯培宗死活不肯。到后来，他咆哮着对她说：“我的事不用你管，你给我滚！”说着他就动手把她的衣物往外扔。他扔一件，丁根秀捡一件，一边捡一边掉眼泪。
柯培宗心里其实更不好受。他何尝不怕死？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她一个穷山沟里来的女孩，在这座城市打拼有多么不容易！现在她青春正好，前途似锦，他怎么忍心因为自己的病把她拖进深渊？
见说不通男友，丁根秀一气之下扔下一句“懒得管你了”，跑到闺蜜家借宿了一晚。但她到底不放心男友，第二天清早又跑回了家。听到动静，仍躺在床上的柯培宗翻了个身，睁开惺松睡眼。丁根秀望了他一眼，就惊呆了：仅仅一个晚上，他的满头黑发居然白了一半！
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人，纵使装得再坚强，内心却是多么焦虑无助。尤其是扔下他一个人！自己怎么会这么傻？！丁根秀的心，瞬间疼得一阵抽搐。
柯培宗嘟囔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来送你去治病啊，别硬撑了，我们去医院！”丁根秀不顾一切地抱紧男友。柯培宗瞬间崩溃，他哭着说：“根秀，我怕……”“不怕，有我在。”丁根秀也哭了。她在内心暗暗发誓，不仅要帮男友治好病，还要努力让他过得快乐轻松。
隐藏悲伤，
沉重的病魔啊浪漫的相守
但治病本身注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在移植前，柯培宗必须先经过三个阶段的治疗。第一个疗程是HAD方案，要连续化疗7天。从9月6日起，随着大量化疗药剂注入身体，柯培宗出虚汗、失眠、头痛、脱发，而且反应愈来愈严重。丁根秀恨不能每天寸步不离地安慰他、鼓励他，但柯培宗住的是隔离病房，她只能隔着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口看到他。
丁根秀只有把牵挂和思念都融进送给男友的一日三餐里。她在网上查了大量资料，又请教医生，列了一个长长的食谱，饭菜要确保营养，还要尽量不重样。为提起男友吃饭的兴趣，每道菜她都会取个好玩的名字，菠菜炒黑木耳叫“波黑战争”，海带炖猪蹄叫“穿过你的长发我的手”，柯培宗常被逗得忍俊不禁。怕男友闲得无聊，她还经常陪他煲电话粥，聊的也都是轻松温暖的话题……
三十年前，我住在松江老街——谭东街。街尾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但还算干净。每天，他总背着破旧的大布袋，拿着铁钩子，巡回在垃圾箱之间。我是在公用给水站认识他的，常见他用一只小铝锅淘点米，洗把青菜什么的。一次，他匆匆走时忘了小铝锅，我就拿起铝锅给他送去。在他的小棚屋里，我看见堆着整齐的破书，铁丝上挂满洗净的破布片。他钻出破烂堆看到我，眼神里交织着惊讶和欣喜。从此，在老街我成了惟一和他有来往的人。
我喜欢读书，但那时除了政治书籍，没有其他的书可读，可我在老头那里找到了一个“图书馆”。他帮我整理出被撕裂的《青年近卫军》、《茶花女》等“禁书”。给我看那一本本用糨糊粘贴起来的书，老头是要冒风险的，可他极其信任我。
在小棚屋我多次看到，他把卖破烂得来的零碎分币，换成一张张一毛钱的角票，用盛满沸水的破搪瓷杯子一点点烫平。他此时脸上的喜色让我疑惑，我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
虽然我对老头有着种种猜测，可我们之间却很默契。他捡他的破烂，我看我的破书，有时帮他跑跑腿，时间就像流水一样慢慢淌过去。
直到有一天，我又去拿书时，老头忽然一脸郑重地要我帮个忙。他拿出一只粗糙的木盒，给了我一个秘密的嘱托。
过了一个星期，他永远地走了，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器官衰竭而逝的。
因他所托，我打开了木盒。上层是一张给我的字条，言语之间的信任和感谢使我热泪盈眶。和着泪花我看到好几叠烫得平整的一毛钱角票，最下面是一封厚厚的信。
晚上，我瞒着家人怀揣着木盒，走到老街口的大树对面，敲开了一扇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我顾不得说什么，把木盒交给了她。片刻，老太太那瘦削的肩和纤细的手便剧烈地抖动起来，伴随着的是极度压抑的抽泣声。
这天晚上我才知道，老头和老太太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原在东北一所中学教书，老头是校长，老太太是教师。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老太太被打成“右派”，遣送回松江老家，以糊纸盒为生。老头不肯“划清政治界线”与她离婚，终被开除公职。老头追随着老太太的足迹，来到她的身边。可老太太恨自己连累了他，害了他的事业，毁了他的前程，不肯原谅自己，更怕世事难料，今后还会祸及他，便硬着心肠拒绝了他——这无可奈何，违心的回绝，多么令老太肝肠寸断啊！
他尊重了她的意愿，但又不忍离开她，于是，就在老街尾搭了个小棚屋栖身，开始以捡破烂谋生。
一条老街，妻住老街口，夫住老街尾，日日相见不相认，叫妻心碎，却令夫欣慰。
老头日复一日地守望着妻子屋里的灯光，年复一年地烫平着每一毛钱，积累着小小的财富——能让妻子改善一下生活成了他惟一快乐的源泉。
老太太拿出他们的合影，丈夫的气宇轩昂，妻子的端庄美丽，往事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带给我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惊！老太太又捧出一沓长短不齐，颜色材质不一的纸片，上面是清一色的英文字母。我那时的英语知识有限，难以辨认出是什么。只有一行“I Love you”是我从所学的英语“我热爱毛主席”的句子里懂得其含义的。老太太告诉我，这一封封信是她每天在灯下蘸着深情，裹着爱，和着血泪写就的！经过这一晚，我忽然懂得了——人间最珍贵美好的感情，是在患难之中产生的。
大约过了一年，老太太与老头这对有情人终于相聚，我相信从此他们再不会分离。实际上，这对夫妻年龄并不大，离开这个世界之时，顶多五十出头。相思之苦催得人容颜老，可“I love you”却使他们在黑暗的境遇中那样浪漫和年轻。
现在，我们的社会早已回归公正和理性，但请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这曾经的故事，记住这美丽、高贵的人性。
1914年，22岁的他到日本留学，初赴异邦，有感于祖国多难、人地生疏，再加上家庭包办婚姻带来的人生创伤，他一度埋头书堆，拼命读书，结果患上了“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他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就是在那时，一位女护士的身影适时出现了，拯救了他那濒临枯涸的心灵。他写信向她表白自己的心迹。读着他的信，21岁的她的心里有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异样的感觉。
之后，他们身隔两地，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万水千山，割不断一个情字，最多的时候一周竟通了五次信。爱就像一坛发酵中的美酒，薰薰然，让人迷恋和陶醉。 1916年年底，这个妙龄日本女子，终于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要和这个在中国有妻子、有家庭的华人男子同居。可以想象，她遭受了家族最为严厉的处罚：破门处分。走出家门那一刻，她依然高抬着头，为所爱的那个男人绽放笑容。有你的爱，纵然被这个世界抛弃，那又如何？
他用自己的姓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从1917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她和他相濡以沫，从日本到中国，从中国再到日本，他们一起颠沛流离，度过了艰难的20年，并育有5个子女。在日本，她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不公正待遇。她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种稻种菜、打短工、做小生意、替人洗衣服、在糨糊工场做工……在极度艰辛中，她把儿女培育成人、成才。
1948年，在经历了长达11年的分离后，她历经艰难万苦，来到中国寻找自己的爱人，但此时竟已是物是人非：他已经再次结婚，和另一位女人。她不言语，流着泪，选择了默默离开。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她选择了宽恕，不会抱怨，不去仇恨：“爱过就好了。”1994年，101岁的她在上海病逝，安详淡定历经沧桑的脸上写满平静。爱到陌路心有君，她的枕边，是一扎整整齐齐的信，80年前的信。
也许，于她心中：爱若樱花，永世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