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贫穷知己
来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cm,骨骼宽大,他成了我在大学期间惟一的知心朋友。我们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在昏天黑地胡说八道中度过。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需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学费。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拉斯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能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相似,所以我们的时间表也差不多。下课之后我们都去打工。半夜我编完程,他洗完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有时候时间晚了,我们俩都饥肠辘辘,冰箱里又没有吃的,我们就去学校附近的小店里吃最便宜的炸鸡。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蛋糕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
有一次,我们实在太饿了,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要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
我和拉斯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一直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拉斯毕业多年之后,做出了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一家美国证券所IT工程师的丰厚薪水,到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我在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他还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帮你做人格担保?”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自己的人格没有问题,不用他担保。他又说:“其实我也知道这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身边。”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寄给我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糖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发邮件给拉斯,感谢他从德国传来的祝福,但是让他不要再寄蛋糕给我了。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一定要寄。”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结果,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起来。另外,我告诉拉斯,“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不过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一下看看。”而拉斯马上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我很喜欢你写的我们做蛋糕的冒险经历,不过比起谷歌翻译版,我还是宁愿读你的中文原版。”
我对着电脑,又是一阵狂笑。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在高中的自然课上,作为解剖学这门课程的考察,每个学生都被要求解剖一只青蛙。我们按姓名的顺序依次走上讲台,那天轮到我了,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对于那天的试验,我事先已经练习了很多次,此刻我充满信心地走上讲台,微笑着面对我的同学,抓起解剖刀准备动手。
这时,一个声音从教室的后面传来,“好棒的衬衣!”
我努力当它是耳边风,可是这时又一个声音在教室的后面响起,“那件衬衣是我爸爸的,他妈妈是我家的佣人,她从给救济站的口袋里拿走了那件衬衣。”
我的心沉了下去,无法言语。那可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但对于我却像是数十分钟之久,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衬衣上。我曾经凭自己出色的口才竞选上学生会副主席,但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哑口无言。我把头转到一边,然后听到一些人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
我的生物老师要我开始解剖,我沉默地站在那里,他又一次做出提示,我仍旧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说:“富兰克林,你可以回去坐下了,你的分数是D。”
我不知道哪一个更令我羞辱,是得到低分还是被人揭了老底。回家以后,我把衬衣塞进衣柜的最底层,妈妈发现了,把它挂到了前面的显眼处;之后我又把它放到中间,但妈妈再一次把它移到前面。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再穿那件衬衣了,我回答:“我不再喜欢它了。”但她仍继续追问,我不想伤害她,却不得不告诉她真相。我给她讲了那天在班里发生的事。
妈妈沉默地坐下来,眼泪无声地滑落。然后她给她的雇主打电话:“我不能再为你家工作了。”她对他说,然后要求对方为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道歉。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妈妈一直保持着沉默。
当晚,我偷听到妈妈哽咽着把她所受到的羞辱告诉了父亲,她是怎样辞去了工作,怎样地为我感到难过。她说她不能再做清洁工作了,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那么你想做什么?”爸爸问。
“我想做一名教师。”她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但是你没有读过大学。”
她用充满信心的口气说:“对,这就是我要去做的,而且我一定会做到的。”
第二天早晨,她去找教育部门的人事主管,他对她的想法表示欣赏,但没有相应的学位,她是无法教书的。当晚,妈妈,一位有7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个从高中毕业就远离校园的中年女人,兴致勃勃地跟我们分享她要去上大学的计划。
此后,妈妈每天要抽9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她在晚餐桌上展开书本,和我们一起做功课。
第一学期结束后,她立即去见人事主管,请求得到教师的职位。但她又被告知,“要有相应的教育学位,否则就不行。”
第二学期,妈妈再次去找人事主管。他说:“你是认真的,是吧?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教师助理的位置。但你要教的是那些内心极度叛逆、学习缓慢、因种种原因而缺乏学习机会的孩子,你可能会遇到许多挫折,很多老师都感到相当困难。”
妈妈为得到了这个职位而欢呼雀跃。
每天一大早,她先帮我们做好去学校的准备,然后赶去工作,下班回家后再做晚饭,闲暇时还坚持学习。这对于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却是她想做的,也是她所热爱的。妈妈在近5年的时间里,都在特殊教育中心做教师助理,而这一切,都源于那天我在教室里受到的轻率的评论。
妈妈用她的行动在告诉我,应该怎样面对自己所处的逆境,并勇于挑战,而且永不放弃。
对我而言,那天我收好课本离开教室时,我的生物老师对我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艰难的一天,但是,我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来完成这个任务。”
后来,我在课堂上成功地解剖了青蛙,他改了我的分数,从D变成B。我想要A,但他说:“你应该在第一次就做到,这对其他人不公平。”
当我离开时,他说:“你认为只有你不得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是吗?你认为只有你是从贫穷中长大的人,是吗?”
我用肯定的语气对他说:“是!”
我的老师用手臂环绕着我,接着给我讲述了他曾经在绝望中成长的故事。在毕业那天,他被别人所嘲笑,因为他没钱买像样的帽子和体面的礼服。他对我说,那时,他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到学校。
他说:“我了解你的感受,那时我的心情就和你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孩子,我相信你,我认为你是出众的,我的内心感觉到。”
我再次无语。我们两人都极力忍住眼泪,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爱——一位白人教师对一个年轻黑人学生的爱。
我竞选上了学生会主席,我的生物老师成了我的指导顾问。在我召开会议时,总能找到他的身影,而他会对我翘起大拇指——这是只有他和我分享的秘密。
我渐渐认识到,我们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背景,但我们的许多经验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快乐,都希望追求生活中更美好的事情。
老飙和老金同是我的同窗好友。老飙名叫岳宏飙,老金名叫金永年。大学毕业后,他俩先后进入渭阳建筑设计院工作。所不同的是,老金在短短十多年内,由副科、正科、副处,一路走来,最近又升为正处,坐上了单位的第一把交椅。其职称也由助工、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老金在从政的同时,也没放弃自己的专业。他在担任副科期间,早早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又在正科时,戴上了博士帽。而老飙,不但职务没有升迁,就连职称也停留在中级职称上再没动。我听说后,无不感慨,心想:人的命运真是没法说,尤其是同学,同在一个单位,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上下两重天,谁听了不感叹?
我听说,老飙当年报到时给人的影响就很不好。他当时穿着一双劣质凉鞋,说是凉鞋,简直就像拖鞋一样。裤腿也一高一低,左裤腿卷得老高,右裤腿却一抹垂下,裤腿上沾满了泥巴。他上身穿一件红色背心,头顶一顶白色太阳帽,这在当年报到的大学生当中,显得有些另类。他一进单位大院,看到那栋破旧的办公楼,就说,怎么是这样一个破单位?这里有大学生吗?
时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在即将跨入千禧年的时候,老飙突然来电话,说他在单位混不下去了,老金老是跟他过不去。我听了有些不相信。
老飙向我诉苦说,自从他到单位以后,一直就没得到重用。尤其是在老金掌权以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报告和设计书,连本单位的评审都通不过。工作上,无论他怎么努力,老金都不满意。他还说,他不想在单位混了,想跳槽,但又没地方去。另外,他向我透露说,最近院里有两个出国的名额。他想去,但出国人员必须是专家身份才行,而自己只是中级职称,自然不够格。他想让我在老金面前求求情,最好能让他出一次国。
我听后,觉得左右为难,但还是给老金打了电话。我想旁敲侧击地问问老金。可老金多精明,他一听,就问是不是老飙给你说什么了?我经不起老金的追问,只好将老飙说过的话全盘托出。说完后,我又后悔了,我后悔自己把老飙出卖了。但老金不愧是领导。他说,老梁你放心。我不会在老飙面前提及此事的,这点城府我还是有的。老金还说,老飙这个家伙,在你面前就这样糟贱我呀!说实话,在我的潜意识中,同学情结还是很深的。我曾经多次给他机会,想提用他,可他自己不争气,我有什么办法?别的不说,前年的三月,我将院里最好的项目留给他,想给他铺铺路,但他提不起来,按期完不成设计任务,光知道整天睡大觉。说实话,我并不是让老飙亲自干活,他只要督促手下人把活干好就行了!可这个老飙,他吃着我的饭,却砸着我的锅。每每照顾他的时候,他总能无一例外地把事办砸了,他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他还敢在你面前损我?我是知道的,他给你打电话无非是想出国。老梁,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这么回事?
听了老金的一席话,我才真正领教了他的厉害。但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我觉得老金的话,可信度高一些,因为我对他俩还是比较了解的。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老金精明能干,而老飙有些窝囊、邋遢。总体上,我倾向于老金,这不是因为他是领导、博士。可我也不能不说说老金:即便是老飙不成器,提不了科,你老金起码应该照顾他拿个高工资吧!因为你是单位的一把手,老飙在你手下,你能帮上忙的。不然的话,日后相见,你向我们如何谈及同窗之谊?
老金还算够义气,他给足了我面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在上会之前,老金授意办公室主任将老飙塞进了出国候选人的名单中。可在会上研究的时候,杜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老飙出国。无奈之下,老金给杜书记做工作,并答应一定为他也办一件类似的事。就这样,老金总算把书记摆平了。可人家书记又说了,到老飙出国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送送老飙。
老金把书记的意思转达给了老飙,可老飙的脑袋瓜简直就像榆木疙瘩一样。书记说送送他,无非是想让他请一次客。但这个愚钝的老飙,根本就没反应过来。登机前,他还对同行的同事说,书记不是要送我们吗?怎么没来?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出国了。他把一切麻烦都扔给了老金,老金见老飙不理不睬地走了,气得直跺脚。最后,还是老金出面替老飙请了一次客。请客时,老金还违心地对书记说,这是老飙委托自己请的。
三个月后,老飙回国了。他在南非拿的是双工资,享受的是专家待遇和中南两国的节假日。他在出国期间,国内的工资照发,在南非的月薪是1500美金。但他回来后,却对老金一个“谢”字都没说,反而专程跑到西安看了一回我。为此,我没少挨老金的骂。老飙在我的反复催促下,磨磨蹭蹭地拜访了一下老金,但他只是口是心非地敷衍了事。
之后的老飙,因为业绩平平而无出头之日。无奈之下,年近不惑的他准备考研深造。他报考了西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还算顺利,他如愿以偿地被西北大学录取。三年后,他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待遇虽然提高了,但在职务上,他连个副科也没混上。他觉得自己在单位混得很窝囊,便跳槽到另外一家设计院打工。
一晃毕业已经二十年了。同学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时的老金,已经升任省建设厅副厅长,职称也早已晋升为教授级高工。听说他在多年前,就跻身于多个专家委员会,成为专家委员。不光如此,他还兼任了某大学的兼职教授和省建筑学专业的高评会主任委员。
而老飙,在打工的同时,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依然报考的是西大建筑工程学院,他又一次如愿以偿地被西大录取。在他报到的那天,西大建筑学院的李院长说,前几年,我院特聘了一批兼职教授,他们都是在生产第一线一步一步干上来的,都是博士学位,既有高超的理论水平,又具丰富的实际经验。你来自生产单位,年龄又大了,我建议你选择金永年教授作为你的导师。
老飙一听,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二十年前,老金是自己的同学,后来成为同事、领导,现在又成为他的导师,他觉得苍天有些不公。便高声对李院长说,请给我换个导师。不然,我就不读这个博士了……
李院长听了,惊诧地说,你怎么这样不懂事?你的成绩虽然上线了,但比你更优秀、更年轻的人多得是。要不是金永年教授特招你,我们还不一定录取你呢!
老飙一听愕然了!他吃不准老金是出于真心帮他,还是在有意嘲笑他?他只有出神地望着李院长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