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咖啡……【女娲伏羲爱情散文】

我当年能够顺利通过皮特的文秘面试，正是得益于一杯咖啡。

那天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口试笔试一路冲到面试的女孩共有6个，都是二十多岁年纪，明亮的眼，温软的笑，齐刷刷一排6棵青嫩葱儿，师院专科毕业的我并不出色。

主考将我们带到一只大冰柜前，出人意料地说：“最后一道试题：为老板冲一杯咖啡，然后亲自送进去。”

“进去”指的是进总经理办公室去，换言之，如果考试通过，那么将要见的人便是自己未来的老板。我们对视一眼，心照不宣，都暗吸了一口冷气。

多日辛苦，在此一搏，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来。我冷眼看着5个对手的操作，有直接冲一杯苦咖啡的，也有认真按比例配制奶粉方糖用料恰到好处正如三合一厂家出品的，还有两个竟分别做了咖啡冰淇淋和鸡尾酒，装饰着柠檬和樱桃的花杯鲜艳别致，简直堪称色艺双全。当此劲敌，我有什么胜算？

想了想，我老老实实冲了一杯苦咖啡，然后调好一小盅奶昔，又在小碟里放几块方糖和咖啡勺，用托盘端了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皮特。

他四十出头，也许不到，一双蓝眼睛写满精明。他笑眯眯地问我：“你竟要我自己调咖啡？”

我也笑着，但心是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为您服务，很抱歉不了解您的口味。但是这次之后，我会知道您是喜欢加糖还是加奶，希望下次令您满意。”

“下次？你知道一定会有下次吗？”他笑了，蓝眼睛变得很柔和。我心里微微一震，顿觉无比轻松，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从这第一杯咖啡直到我此后为期两年的秘书生涯中，我始终坚持这“自我无原则”的原则。表面上很轻松，只要上面说Ａ我重复Ａ就行了；实际上每日如履薄冰，因为皮特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老板，出尔反尔和迁怒于人对他是家常便饭，而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者自然就是我这个离他最近的秘书。

皮特有个坏习惯，处理废文件不喜欢使用碎纸机而总是顺手一揉便扔进字纸篓。那年圣诞，纸篓时装满了他扔掉的贺年卡。负责清理卫生的吴嫂大概是觉得卡片精致扔了可惜，便捡了几张带给儿子玩。那个小肇事者有一天拿了张音乐卡坐在公司门口开开合合地玩着等妈妈下班，已经是晚饭时间了，偏偏皮特要回公司拿一件什么东西，觉得音乐熟悉，要过来一看──到底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秘人特送给皮特的特殊礼物，不懂英文的吴嫂和她的小儿子也不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香艳词儿──总之，皮特发了很大的脾气，觉得这样隐秘的东西扔进垃圾堆可以，沦为清洁工儿子手中的玩物却不妥。

吴嫂第二天便被炒了鱿鱼。而我，也连带地挨了顿骂，因为没有替老板将卡片送进碎纸机。

我替吴嫂不值，也为自己委屈。但皮特是老板，操纵生杀大权，他认为我错，我有一百条理由也仍是不对。我惟有默领了这一顿无妄之灾，从此更加小心翼翼，且自动自觉地为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每晚清查纸篓，将自己认为可能有用的文件私下备份或妥善处理。

这种备份给我的工作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好处。皮特常记不清他对我说什么，有些应该交待给我的任务有时他只是想一下就以为自己是说过了，过后却常常突然向我索讨某一份工作记录。现在有了这种备份，当他再突然向我问起哪份莫明其妙的文件时，我便再也不至于天辞以对。

这样的小心，我终于有惊无险地在秘书位置上坐了一年。在皮特的公司里，无过便是功，年底我被加了1000元的底薪。员工们羡慕地给我敬酒，但我的心里却丝毫没有快意。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努力敬业近乎于一种饮鸠止渴，由于老板的粗心，我知道太多的秘密，这对于一个秘书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我想，被炒鱿鱼对我而言只是迟早的事。

就在我每处于“时刻准备着”状态中的时候，我国驻南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一时间民情激昂，各种游行示威逐层升级。我们公司也有工人提议举行罢工以示爱国，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工人们的一致赞同。但是队伍尚未形成，公司领导层已经得到密报，皮特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紧急召开各部门经理会议，问：“谁去平息这件事？”

大家面面相觑，这种事，最适合出面的自然是老板。但大家都明白，皮特是个胆小的人，活得比谁都仔细，是绝对没勇气以身犯险的。

皮球踢来踢去，几个经理谁都不愿出面。终于办公室张主任圆滑地开口：“这种时候，还是总经理身边的人出去一下最合适，总经理代言人嘛。”

大家的眼光“刷”地下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正做着会议记录，完全没料到向来只须人云亦云的秘书在这种节骨眼儿竟会变成“总经理代言人”。我望一眼皮特，他的蓝眼睛里满是惶惑和期待，这时候说“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并不是一个勇士，在拒绝老板和面对员工两种选择中，我只的选择另外一种勇敢。

终于，我说：“我去看一下情况，然后再来汇报。”

工人们已经选出了代表要同上层对话，这让我微感轻松，他们肯和平谈判说明并非不留地。我问代表：“停产一天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帮助？”

“但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不能毫无表示。”工人们的情绪仍然很激动。说实话，我颇受感染，如果我是学生，我会立刻走上街头和大家一起高喊爱国口号。但这时候，我只有沉默半响，然后轻轻说：“用失业来表示，是否太冲动？”

半小时后，我回到会议室，汇报皮特：“工人们并非罢工，只是想下班后上街游行，他们把美国当局与美国公民分得很开，并且很明白要以公司利益为重。”

无论皮特怎样追问，我始终没有告诉他那天同我谈判的工人代表到底有哪几个，但不知怎么，过了几天，他还是知道了。那几个代表在月底被结清工资解除了合同，工人们特意为他们几个开了送别会。我没有去，我知道他们在背地叫我什么──“汉奸”。

我问心无愧，不能不寂寞。

皮特很明白我的委屈，他永远有本事听到公司里每一个最隐秘角落的动静。那天下午，他突然将我叫进办公室，满面笑容地说：“我一直很感激也很欣赏你。公司里那么多主任，关键时刻只有你肯挺身而出维护我。我已向总部申请，送你到总部培训两年，然后重新安排你的工作。从下星期起你不用再上班了，我已经安排张主任帮你联系学校参加培训了。”

我大喜，衷心感激。无论如何，有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委屈给予补偿是一份莫大的恩惠。

受人恩惠最好的表示就是让那人知道你有多么感激而且受益之深，我小心地答复皮特：“新秘书只怕一时间不能适应工作，我读夜校好了，白天仍来上班，直到出国。”

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皮特是很情绪化的，答应的事并不一定准。难保他不在这两个月觉得其实我也没什么好，临时改变主意。

从这一天起，日子变得格外忙碌而充实，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培训，哪方面也不能马虎。但我的心却从未有过地轻松起来，有什么比能预知自己的明天而且那明天十分美好更令人欢欣鼓舞的呢？我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就要来了。

当月底，那场在本市引起不小轰动的爆炸案发生了。员工中4人轻伤，两人重伤。那段时间，我的忙碌达到了极点，简直疲于奔命。除了公司的工作和与保险公司接洽，还常常要周旋于伤者家属之间。

其中一名重伤员整只右臂被炸飞，她的妻子拉着我，让我看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还这么小，以后我可怎么过呀？他是技术工，手没了，就是废人了，天塌了呀！”

她哭，我也陪着哭，心情沉重到极点，但是完全无能为力。没有一句安慰，因为安慰在这时候显得无比苍白，只好问她：“我能做些什么？”

其实不用问也知道──钱！这时候只有很多很多的钱才能稍微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交给她，又问：“保险公司来过了没有？”

我们公司给每个员工都买有保险。经过交涉，保险金已基本到位，但实在是杯水车薪，几万元钱和一只手臂的价值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将希望寄托在公司福利上，但是皮特说，公司可以承担一些营养费和抚恤金，但不会很多。

我小心地问：“前两天不是给总部发过传真汇报事故申请补助么？”

皮特揉着太阳穴，一脸的疲倦：“但是保险公司已经给过赔偿，总部也只给这么多。”

他竟然并没有斥责我多事，这反而使我更加疑惑。我望着他，心里充满矛盾，但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当晚，我整晚在翻查自己两年来备份的所有旧文件，终于找到那一张有关员工伤病补助的总部传真，我心底的疑惑被证实了。

大概是一年前，皮特以传真形式和总部讨论过有关员工伤病补助的问题。最后的文件我并不清楚，但通过这一份传真草案可以看出，美国总部原本答允的金额应该是很高的。那么，皮特说只有很少的一些抚恤金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他想私吞这笔钱。

我，应该揭穿他吗？后果会怎样？

那夜，我彻夜难眠，傻傻地想：美国的月亮真的会比中国的更圆吗？但我只怕看不到了。

我辗转，梦里隐约听到有小孩细细的哭声，在喊“爸爸”。他们爸爸的手没了，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来帮助他们长大，受教育。也许，我会因为自己的美国梦而带给两个孩子一生的辛苦与挣扎。

但是，谁能定如果我不去美国他们就一定会拿到一大笔抚恤金呢？毕竟我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文件。也许我误会了皮特了呢，那么随便怀疑不是在害人害已？

早晨上班，我为皮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连那张揉皱了又展平的传真件一同放在了他桌子上。

在秘书室，我细细叮嘱新来的小丁：“皮特喝咖啡喜欢加半盅奶昔，不放糖。而且他比较习惯‘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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