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在家乡
我没有想到爱情原来如此简单，它不在浮华深处，就在简单与平淡之中。
32岁了，我还是城中的剩女
这些年，我像北京城中的大多数剩女一样，过着灯红酒绿，但内心焦虑的生活。我的爱情故事像我的大衣柜一样，每个月都在翻新。不同的是，翻新大衣柜里的衣服，让我可以得到快感，但翻新恋情后，我总是有一些淡淡的感伤和失落。
我是一本号称专门做给富豪看的豪华杂志的编辑。每年的时装发布会上，我都衣着光鲜地坐在T台前沿，看着模特们走秀，然后给以点评。这份工作的虚荣和尴尬是我每月工资只有5000元，但是上班第一天，老板就对我们说：“我们要模仿富人过生活，所以，编辑必须全身穿名牌。”
我花了半年的工资，才买了一件PRADA。我疯狂消费，经常流连于华贸、国贸等地高档时装店，以致于每个月都感觉捉襟见肘。
我幻想着嫁给富人。不知哪位哲学家说过：“动机决定结果。”大概是我嫁人的动机太不纯了吧——没有为爱情而嫁人，一心只想着嫁给有钱人。所以，即使我像雷达一样，搜寻着一切可能接近富人的机会，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除了有那么几次和富人共进晚餐，我至今依然单身。
我的男友名单里有：时装模特、造型师、经纪人、三流演员……每一场爱情最后好像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只有分手是相同的。
这使我痛切地感到大都市的爱情，似乎只有男欢女爱。大都市的男男女女都很忙，没有时间慢下来去品味爱情，很多时候，爱情像一种欲望游戏。
即使如此，我也像城里的所有剩女那样，即使年龄越来越大，但依然不畏艰险地奋勇游弋在寻找爱情的航道上。焦虑的大城市也有一种特殊的魄力，即便我们总是抱怨它，但是真要离开它，却一点也不甘心。
但我远在山东的父母却很甘心。
他们每一次打来电话，惟一的主题就是问我找到男朋友没有。当我和第8个男朋友分手后，父母终于决定亲自出山了。他们让我在2010年的春天必须回家相亲。
可是，就凭父母那远在家乡小城的阅人眼光，他们能给我介绍什么样的相亲对象？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土得掉渣的男人，他抽着烟，穿着劣质的西服，皮鞋上可能沾有厚厚的灰尘。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些绝望。
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那个相亲的男人，不战自退。
春天里的回家相亲记
父母之命难违，我踏上了回家相亲的火车。
回家第一天，母亲就细数即将要见面的男人的优点：根正苗红，年轻有为，独生子，自己跑运输，正在成立一个运输公司，是父亲老同事的孩子。我表面听着，心里却想着如何让那个男人不战自退。
相亲那天下午，母亲塞给我两张电影票，说是在小城里的老电影院门口见。我笑着对母亲说这种相亲方式也太老土了点，在北京，大家都在E世界传情，基本靠鼠标认识新男女朋友。
但我还是去了，不想让母亲伤心和失望，但我想的都是到时如何让那个土得掉渣的男人不战自退。
出门时，我还穿戴得比较稳重，但是离开母亲的视线后，我立刻躲在某个偏僻角落，将外套脱下，露出里面性感的低领长裙。我描唇画眉，穿着高跟鞋，当我迈着抑扬顿挫的步伐走向小城的电影院门口时，立刻发现我成了小城里最聚焦的一道风景线。许多男人回头注视我，我非常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我到电影院门口时，传说中的父亲老同事的根正苗红的儿子，正站在门口来回踱步等我。
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眼，五官长得还算端正，不伤害市容。看见我，他紧张得直搓手。我瞪了他一眼，他更加紧张了。我心里有些好笑，带头走进电影院，他愣了一下，赶紧跟了上来。
他迟疑地和我搭话，我主动递给他一支烟，说：“哥们，抽吗？”
他显然吓坏了。这正在我的希望之中，我就希望他能够不战自退，到时主动向我母亲说不合适，我这趟相亲之旅，好歹也算交差了。
电影开始了。我点燃一支烟，袅袅的烟雾中，我看见他坐卧不安的样子，突然觉得表演得有点过了。我于是主动问他：“你叫郑诚是吧，我妈说你特别能干。”
他连连点头，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我心里暗笑。
第一次回家相亲就算这样结束了。回到家，我像个征战得胜回朝的大将军一样，父母都对我察颜观色，连连问我对郑诚印象如何。我说：“你们问他去，人家还不一定能看上我呢。”
母亲赶紧去客厅给郑诚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郑诚对我印象不错。我只好答应父母，和郑诚先处一段时间，看看合适不合适再说。但第二天，我就推托北京的工作很紧张，必须得回去。
父母将信将疑，但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坚持让郑诚来送我。
我答应了。
回北京时，郑诚开着他的小货车来送我去车站，还大包小包地给我买了一堆东西。快要进车站时，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看上我。他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那天的穿戴是故意的，你是想让我对你产生错觉是吧？”
我哈哈大笑，一笑泯恩仇，这个男人还是有些聪明和洞察力的，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木讷。我说：“那好吧，不过我要回北京了，以后我们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火车开动时，我听见他大声地说：“我会去北京找你的。”
大都市没有爱情，只有欲望吗？
我又回到了北京，看着眼前的霓虹和车流，我像个离开水好久的鱼儿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新光天地、国贸附近好好逛了一天，赶紧找回那种都市感。我很快像以前一样，每天跑发布会，看演出，谈论明星八卦，郑诚似乎被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我又一次遇到了我想象中的真命天子。
他叫李颜，是几家私房餐厅年轻有为的老板。每天的工作是上海、北京、香港三地奔跑，照看他的餐厅。第一次在发布会现场看到他时，我就觉得他很像传说中的那种贵公子，我必须让他注意上我。
他果然注意上我了。
李颜很会玩，会开卡丁车，会带我去品尝北京城中的美食，会突然出其不意地给我送上一束鲜花。总之，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每天都绚烂而激动人心。我觉得只有这种充满都市时尚感的男人，才能赢得我的心。所以在我们认识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李颜借故要上我租住的单身公寓来看看时，虽然明知道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但我还是让他上来了。
那一夜过后，我觉得我更爱他了。
也许我本质上还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女孩吧，身体上和某个男人有了关系，心里就觉得是他的人了。我从此对李颜一心一意，并且幻想着有一天他能开口向我求婚。我在内心里认定，这是我32岁剩女生涯中最后一次都市爱情，如果这次还不成功，那么我真是对城中的男人彻底失望了。
李颜很忙，他经常要飞上海、香港去照看他的餐厅。有时候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会神秘地关机。再见面时，我就给他提意见，他哄着我说：“宝贝，晚上我不愿意生意客户来电打扰，所以就关机了。”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好在那段时间，一位朋友约我一起创业，在北京的安贞开家女性美容店，我也很快投入到创业的激情中，恋爱和创业让我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
有一天上班时，电话响了，是郑诚，他在电话里说他来北京了，想请我吃饭。我这才想起，我差点忘记和他相过亲这回事了。
本来想推托了，但想想即使是老家来的朋友，也应该见上一面。
我们约在一家西餐厅见面。他问我的工作近况，也说了他办的公司现在越来越红火。他还说：“你知道吗？我还想着如果你不愿回家乡的小城，我就把公司开到北京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想告诉郑诚，一旦李颜开口向我求婚，我就准备和他结婚了。我有些艰难地说：“你很好，但我觉得家里有更适合你的女孩，你别为难自己。”
郑诚有些失望，但他没有说什么。那顿饭，他很豪爽地要请客。临分别时，他说：“我会等你的。”
我的都市爱情累了，我要回家乡疗伤
2010年的夏天，我开始觉得这大概不是一个好年头，这一年我注定会有许多磨难吧。
先是在例行的体检中，我被查出了乳腺有问题。接着有一天，合伙人的电话打不通了，直到债主纷纷上门，我才发现我被生意合作伙伴骗了。那个所谓的朋友把我设定为法定代表人，自己抽走了全部资金，把所有的债务都留给了我，所谓的投资创业，只不过是一个早就提前预设好的骗局。
我突然觉得天要塌了。那天在美容院，面对着一群要退卡的会员以及凶神恶煞的债主的威胁，我觉得李颜就是我生命中的救命稻草，急切地想抓住他。我给他打电话，他在上海，电话打通了。
他支支吾吾，电话里传来另一个女人可疑的声音，在大声地问：“谁呀？”
我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一刻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幸运都在离我而去。
我病了，昏倒在美容店里。醒来时，首先看见的就是父母焦虑的神情。母亲告诉我，我昏迷不醒的这段时间，一直是郑诚陪着在身边照顾我。他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就和父母第一时间赶到了北京。他首先帮助我还完了所有的欠债，然后又帮我一一处理那些事情。母亲还说：“你知道吗，郑诚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
那天下午，郑诚办完事回到病房时，父母回避着离开了。看见那个为我善后忙得满脸憔悴、却一脸坚毅的男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侧过脸去，悄悄地流泪。那一瞬间，我才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的坚强而时尚。
一个月后，我陪着父母还有郑诚离开了北京。我在这座汹涌的人来人往的城市彻底累了，家乡的小城会是我的疗伤之地吗？我不知道，但我想就在明天，我也许就在家乡的小城，和一个叫郑诚的男人，过一种安宁的男耕女织的生活。
家乡的口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吹的。
每当夜幕被扯下，乡村便沉浸在无边的夜色中，只有各家各户的窗口漏出一两点昏黄的灯光。乡村的夜晚是多么的静谧。
突然，“吱”的一声口哨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接着一声长过一声，把安静的小山村搅乱了。年轻的姑娘放下了正在忙的活儿，找个借口，赶紧梳妆打扮；年老和年少的也情不自禁地竖起耳朵，饶有兴趣地听着，似乎要听出些什么门道来。
这就是家乡的口哨声，是邻村的小伙儿们趁着夜色寻找心上人来了。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话，托人传话又不方便，如果老是通过媒人，又怕被别人笑话，什么年代了，还那么老古董。相识了，见个面都很难，乡村的夜色又到处黑黢黢的，找个人也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在月上柳梢之时，家乡便飘荡起这种清脆响亮的口哨声。
家乡的口哨声吹得尖锐响亮，拇指和食指一夹，成个“U”字形，往嘴里一放，嘴唇一夹，两腮一鼓，气流尽从指缝间滑过，吹声响亮异常，甚至是一里开外的地方都能清晰入耳，每个多情的灵魂便再也无法安静了。
哨声一响，整个村子就骚动了。年轻的姑娘们纷纷出来，三三两两，聚在村头的大樟树下，窃窃私语，看看是哪一方的后生仔来了。她们嘻嘻哈哈，银铃般的笑声飘荡在村子的上空。后生仔们看到自己的口哨声引来了三三两两年轻的姑娘，心花怒放，急急凑过来套近乎。姑娘们见小伙子拥来，纷纷散开，羞答答。如果都是面生的，便简单应付几句，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搭不上，便悄悄走开，任你在身后千呼万唤。幸好大伙都是这附近村寨的人，不是小学同学，就是初中同学，大多面熟，很少有这种尴尬场景。小伙子们也聪明机灵，即使不是同学，也能说出几个对方熟悉的名字，油嘴滑舌硬是逗得姑娘们乐起来。于是，大伙坐在村头有说有笑，浓浓的情意萦绕其中。
家乡的口哨声长短不同，各有其意。初次来的时候会是那种长长的呼唤，漫无边际的，看能不能唤来心仪的姑娘。既然没有特定的目标，便有些放肆而尽情，悠长嘹亮，把她们都引来。一来二往，大伙熟了，彼此心中有数。再次来时的哨声可不再是悠长悠长的那种了，而是长短交替的，能听懂的人不多，只是把某一个姑娘的心搅乱了。姑娘这回可不是马马虎虎地洗漱了，而是把在田间地头干活带回来的泥土味冲洗干净，再喷点什么馨香的东西，独自一人兴高采烈地朝着哨声的方向快步走去，今晚的夜色是属于他们的了。
家乡的口哨如此富有深意，但一般人是不能随便吹的。如果是一个年过三十已经成家的男人四处晃晃悠悠，嘴夹手指，悠闲地吹着口哨，整个村子的人就会在他背后指指戳戳，骂他老不正经。家人得知，也会狠狠地训上两句：“耍什么风流，丢人现眼。”那口哨声便会戛然而止，不敢再造次。
如果是一个未满18岁的男孩，吹着口哨，摇头晃脑，大人们见了，就会摇头叹气说：“这孩子什么不学，去学这个，不争气！”家乡人很讨厌那种早早搞男女事情的人，认为十几岁的人应该好好读书，增长点见识，抑或出去打工挣点钱，锻炼锻炼。
如果是一个女孩吹口哨，大伙更是看不顺眼，马上就有人斥责说：“贱，不正经！一个女孩子应该深守闺中，在家老老实实帮父母干活，温顺听话。谈婚论嫁，自然等人找上门来，不必自己费心整天去想这种事情。”“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一个女孩就应该保持高傲矜持的姿态，整日吹着口哨到处闲逛，不是去找野男人是找什么？”在家乡，女孩子是千万不能吹口哨的。
这样响亮的口哨就留给那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尽情而热烈地吹，吹出乡村的浪漫之夜。
有了清脆的哨声，家乡的夜色就生动多了：樟树下，池塘边，成双结对，甜言蜜语，把冷寂的夜晚聊暖了。那相依相偎的背影，演绎着多少动人的爱情故事。父母在家里心情无法平静，想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会跟了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是年轻帅气、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他们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想象猜测中。直到突然有一天，自家的女儿牵着一个朴实憨厚的小伙子进来，他们那颗悬着的心才怦然落地，欢天喜地地张罗喜事。
家乡的口哨吹来了婚礼上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
一
15岁时的我，有个习惯，一旦心里塞满委屈，便跑到离街道不远的那个废弃厂房，坐在锈迹斑斑的大机器上，将每个指头包括脚趾的指甲剪个遍。厂房有小半个操场那么大，里面堆满陈旧的机器，氧化后它们只能被称做废铁。废铁也有人要的，一斤八毛钱，在那个一碗刀削面一块五的年代，觊觎的男孩子有不少。
看守这里的伯伯逮住过几个，送到派出所，一说叫老师，人就瘫软。学生嘛，总归怕老师。
我除了怕老师，还怕那个家。50平方米的旧单元房，5个人住，二伯二伯母，堂哥堂妹，还有我。每天清晨起床，二伯母的声音永远那么尖细： “江海，你昨天帮我买盐找的零钱呢？什么？没有？那我告诉你，今天的早餐费也没有，你以为咱们家是金库，我和你爸养这么多人容易吗？”
“江溪，你头发还没梳完？你是相亲还是上学呀？什么？梳你堂姐的头发？你怎么好的不学，光学一些不三不四的。”
我永远是默默无声的那一个，努力将自己缩小，缩小，可这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我的存在，显得更加狭窄。不是没有自己的家，父母厂子破产后，去深圳打工，我被寄养在二伯家。妈妈信里叮嘱我，人要知道里外。
外人就不该孩子们分糖你也抢，就不该吃完饭抬起屁股就走，更不该恰好你在家时家里丢东西。
算你倒霉！我坐在厂房的机器上，给剪好的指甲涂一层淡蓝色指甲油。那年，小地方的人只知道红色指甲油，妈妈从深圳寄过来一瓶蓝的，让我送给二伯母。
我没来得及送，抽屉里的钱就少了，二伯母将江海和江溪骂个半死，对我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后来，抽屉换了锁，比以前更大更重的锁，硕大的钥匙挂在二伯母的裤腰带上。邻居见了常调侃，二伯母少不了一番诉苦：“你不知道，家里人多啊，人多嘴多，眼多手多哟……”
那次丢钱后，我就成了这个家臆想中的贼。晚饭后，大家都去串门，我忙着看借来的金庸小说。二伯母遛一圈回来，坐在沙发上不停往我这边瞟。我明白了，提着书包跑到巷口，坐在报刊亭外的小板凳上，继续有滋有味地看。看到黄蓉偷人家的馒头喂狗，然后戏弄饭馆掌柜，我不禁向往起来，偷窃的乐趣果真这么妙吗？
我从书里抬起头，报刊亭的大妈正在给小孙子擦鼻涕，小孙子哭天喊地地反抗着，旁边一个织毛衣的妇女看热闹。我又想起二伯母一家防我似贼，心里有个声音跳出来：我就当个贼给你们看看！鬼使神差，我顺手将一本杂志放在书包里，拎起包扭头就走，骨骼肌肉都要被心脏撞个血肉模糊，没走几步一头碰到电线杆上。大槐树下乘凉的妇女们，齐刷刷冲我大笑，这孩子，看书看得入迷了。
这世上有烟瘾、毒瘾、酒瘾，就有偷瘾。胆子大了，我的手逐渐伸得更远更长：学校门口小摊上的造型橡皮、帽子店带檐的少女帽、饰品店里的五彩耳坠。偷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扔掉或者送人了，乐在其中的不过是偷的过程。
二
班里组织大家到邻市旅游，我回家给二伯母提了提，二伯母尖细的嗓门立马跳出来：“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你爸妈给的那点钱吃饭都不够，上个月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还是二伯母掏的钱呢！”我很乖巧地点点头，心里却明白，爸妈给的钱养活两个我都够了。委屈的时候，又想到那个废弃厂房，我的心生了锈，和那儿的废铁废块有什么不同！
脑子里灵光一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冬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借口不舒服，向老师请了假，提前离开了学校。驾轻就熟地翻过厂房一人高的围墙。厂房的门用铁链锁着，但用力推，可以推出半人宽的缝，费一点劲就过去了。铁块很多，我随便捡了几块装进书包，又轻车熟路地钻出去。
路过厂房旁的小屋，里面的灯亮着，我忍不住侧耳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好奇心驱使，我踩在堆在窗户下的煤堆上，朝里面看，吃了一惊：那个伯伯靠着床坐在地上，眼睛紧闭，旁边的火炉上，热水壶“咝咝”作响，水壶下一缕缕灰烟不断往外冒。
“煤气中毒！”我下意识就要大喊，但张开嘴却什么也喊不出。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一切，这些问题砖一般砸在我脑袋上。我想象着那个场景：我被扭送到学校，老师和学生围在我周围唾骂，你是贼，你是贼；二伯母也来了，她冷笑着告诉大家：“我说的没错吧？她就是个贼。”然后，父母也来了，妈妈哭得伤心欲绝，爸爸冷冰冰地看着我。
寒风吹醒了我，眼前飘起了鹅毛大雪。我不敢再多想，背着书包朝家里狂奔。
那晚，我发烧了，昏昏沉沉的，书包被我死死地压在枕头下。还好，大家都顾不上我，二伯父给我喂了些药，一大早就上班去了。我挣扎起身，将书包里的铁块扔到巷口的大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我才发现，世界已经被白色覆盖，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此深深落在我的记忆里，掩埋住一切。
直到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那个伯伯煤气中毒，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经救不活了。从此以后，我的噩梦永远离不开那个厂房。这个噩梦榨干了我，蹂躏着我，将我压成一个恐慌怯弱的少女。
厂房旁的小屋搬进新看守员。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看到他和一个男孩子在一起，听他说：“我在床下捡到一个水杯，可能是你爸以前留下的，你放学来取一下。”
我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到，男孩叫杜小鸣。我用很蹩脚的途径认识了他。我竭尽所能地对他好，女生流行编手链，我一口气编了三条送给他；他学习很紧张，常常在教室学习忘了吃饭，我主动把买来的饭菜送到他教室。
我企图用这种方式减轻心里上的折磨，却不知，年少的我在他心里注入的暖流已然变味。
三
初中毕业时，父母在深圳稳定下来，我被接到深圳读高中，一晃就是10年。15岁到25岁，我华丽蜕变，再也不是那个被任何人都能捏圆捏扁的少女了。
二伯父一家来深圳旅游，我们一家为他们接风洗尘，在人声鼎沸的海鲜店，堂妹说：“堂姐你记得咱家丢钱那次吗？其实是我拿的，我妈审问了我一天，我硬是扛住没说，英雄吧？”二伯母又嗔又骂：“你还英雄，我看你就是个大狗熊，一点小事都不敢承认。”
大家都笑了，我没笑。谁也不知道，那个你们眼里的小事如何将一个少女间接地变成刽子手。
我举起酒杯：“来，为10年后终于洗脱我当年的冤屈，干杯！”
一桌人面面相觑。我一仰而尽，然后独自走到酒楼的阳台。
夏日潮湿的热气扑面而来，我翻开手机，里面有一条保存了两年的短信：这辈子受伤最痛的有两次，一次，失去父亲，一次，失去你。谢谢你，曾在我最低落的时候照顾我。——杜小鸣。
那年去深圳前，我拒绝了杜小鸣的求爱。两年前，他辗转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然后，发了这条短信。我才明白，我的无知曾伤害了他两次。
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
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