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汤修慧:新闻夫妇的传奇爱情
人都赞其为“乱世飘萍”，却不知藏匿其背后奔走息事、拯救危难的“肃清手”；他是“新闻全才”，却离不开“金牌助手”式的新闻夫人；他“铁肩辣手”，她“侠骨柔情”……他们亦夫妻亦战友，在那个战乱锋火的年代，书写着新闻媒界里的传奇爱情。
1886年，邵飘萍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地灵紫溪出人杰，邵飘萍16岁便中了秀才，这也为他日后就读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造就远大抱负、养成爱国雄心埋下了伏笔。
1909年的深秋，邵飘萍完成大学学业，返回浙江金华市任中学教员。期间，他娶了金华朱店女子沈小仍为妻，也遇见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爱情伴侣汤修慧。邵飘萍与沈小仍属旧时代的包办婚姻，因沈父与邵父旧识稔熟，便私下订了这门亲事。据说，即便如此，邵飘萍与目不识丁的沈小仍却相敬相合。或许都是生自穷困人家，彼此多能体谅。沈氏对邵家最大的贡献便是为邵飘萍生了五个子女，无奈福浅命薄，于1923年去世，仅活了33岁。
家有媒妁娇妻，思想开化、年轻风华的邵飘萍也渴望着男女真爱，而汤修慧的出现正中这位桀骜才子的“下怀”。汤修慧于1892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商人之家，母亲早逝，从小便跟着父亲迁至金华的游坊巷开照相馆。因为帮着父亲打下手，汤修慧“从父学艺”，对摄影技术尤为精通，这也成为她日后投身新闻界的“通关令”。1902年的一天，邵飘萍偶然进去“汤记”照相馆——那时的汤修慧漂亮能干、多才多艺，而邵飘萍也是英姿勃发、事业有成，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从那以后，春心初动的汤修慧经常看到在窗外来回经过的邵飘萍。很快，两人交往渐密，暗种情思。交往期间，视野开阔的他向她灌输新思想，教她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人生，这也成为汤修慧这个中国传统女子日后冲出封建藩篱的萌芽。
当邵飘萍得知能干机灵的汤修慧并没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时，便立马劝说汤父，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让她出去见见世面。后来，由他出资把汤修慧送进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进行深造。在汤念书期间，两人经常鸿雁传情，相互慰藉，感情也日益弥坚。尽管知晓邵飘萍已有妻室，但淡泊名利与地位的汤修慧并不介意，而是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更何况，他们出生于男人多妻妾的旧时代。1912年，历经十年情路，邵飘萍与汤修慧终于结为连理。尽管发妻仍健在，汤修慧顶多算作二房。按照浙江金华、东阳一带的规矩，男儿小时过继给叔伯为子，便可正式娶二房，而邵飘萍早年就已过继给伯父。无论怎样，这对书写新闻奇迹的夫妇终于在一起了。汤修慧或许不知，自己与邵飘萍的结合，于未来将是一段世人皆晓的伉俪佳话。
忠孝难全的“金牌助手”
成亲后，新婚之妻便随赴京任职的邵飘萍来到了北京，而发妻则留在了杭州老家。汤修慧是一个非常识大体的女人，在京城稳定下来后，不仅劝服丈夫把沈氏和其孩子接来北京同住，还亲自去杭州迎接，更与沈氏姐妹相称。然而，如果细究民国时期的名人婚姻，往往都是无多少文化的原配能传宗接代，而知识女性反倒无法生育。汤修慧为人妻的命运也是如此。据说体贴、善解人意的沈氏在获取公婆同意后，还把次子邵蔷生正式过继给汤修慧，以慰她晚年时的寂寞。此后，汤修慧与沈氏便一起抚育孩子、打理家庭生活，情谊日笃。沈氏去世后，汤修慧更是全权担负起抚养照料孩子的责任，对沈氏的孩子视如己出。
在京时，邵飘萍工作繁忙，常无暇陪家人。每次汤修慧的生日来临之际，都不见邵飘萍有任何提及。她以为是他忙于工作忘记了，可总在生日当天，就会在桌子上或枕头边发现他送的生日礼物。或是一件珍贵华丽的裘皮大衣，或是一只精美无比的女式手表……邵飘萍一生以“怪才”闻名，连制造浪漫都别具一格，这每每让汤修慧幸福无比。
“自古忠孝难两全”，汤修慧虽然无法尽孝为邵家传接香火，却在“尽忠”里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那便是，一意一心做好邵飘萍事业上最得力、最出色的战友与助手。两人结婚后，汤修慧就开始帮助丈夫操作办报活动。天资过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她经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稿、写评论。她写的不是一般女撰稿人的诗词文赋，却是精短的论文，大谈中国教育、卫生事业。其言辞气势，颇有巾帼不输须眉之风。经过一系列办报经验的积淀，汤修慧越来越能独当一面。
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了新闻编译社，两年后，《京报》问世。这时的汤修慧已成为邵飘萍事业上不可缺的“金牌”助手。她所写的评论，辛辣有力，经常博得读者的赞扬好评；而其聪明能干、精力过人、泼辣大胆的作风，更助邵飘萍将报社事务、家务生活处理得井井有条。此外，她在交际人事上也颇有建树，不仅能为丈夫出谋划策、撑场博面，更有着比邵飘萍还果断的处事手段，堪誉“女中丈夫”。
这样的女子，是邵飘萍新闻事业上的左膀右臂。她能明白他的难处，知晓他的苦心；她不似普通妇人那般只懂劝慰夫君，更能“推波助澜”，为其解决问题、办成实事。邵飘萍越发离不开她，而她也始终如一地尽着为人妻为夫友的“忠义”。
堪称完美的夫妻合作
《京报》初创阶段，邵飘萍打出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民意”的旗号，模仿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法兰西时报》和《巴黎公论报》，意图用报纸来监督政府。但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报人办报需要资金，或多或少会接受政府的津贴，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在这期间，邵飘萍与汤修慧一唱一和，一个与政府内幕军阀搞好关系；一个就和高官们的“内人内子”们套近乎。胆识过人的汤修慧曾经两次与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及其姨太太私下会面，并收下了段宏业“补助”的大额现金支票。其实，这些军阀也是《京报》的重点“抨击”对象，邵飘萍为妻子私下“收款”的事，发过火、生过气，但面对尴尬现实，最终还是接受了。人人都知道，邵外出有专车、服饰显高贵、出手还大方，这都不是一个穷报人能负担得起的。
《京报》创办得非常成功，不仅成为北京的畅销报，邵飘萍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讲师。期间正值少年毛润之在京，听过邵飘萍的激情演讲后，毛润之十分敬重邵氏夫妇二人，更尊称他们为“先生”与“师娘”。
为了更加深入、真切地了解社会，打探“第一信息”，邵飘萍经常去到妓院进行底层采访。要知道，越是幕府要人、智囊人物都爱花天酒地，潇洒快活。没想到，胆大的汤修慧意也提出随夫同往。邵飘萍不禁笑道：“这怎么可能，哪有带着夫人的道理。”汤修慧立即反驳：“谁说只许男人吃花酒，不许女人吃花酒，你们还叫着男女平权，却事事排斥女人！”这下邵飘萍倒不好拒绝了。汤修慧逛窑子是“入乡随俗”，大家叫条子，她也叫。等到应叫者来到跟前，居然也是女人。众人皆愕，她却立马操起一口吴语，便与之姐妹相称。话说“汤二爷”逛窑子还闹过一个笑话。有次邵飘萍和朋友酒酣饭饱后，决定换院子（窑子的规矩是：一个院子的姑娘，不能无缘去别个院子，如果被客人带去，则叫“过班”），汤修慧也跟着去。哪知刚进去便被跑堂会错意，指着她大呼“过班”。又气又急的汤修慧，顺手一个耳刮子，打得那跑堂鼠窜而逃。
这一来二去的，汤修慧倒成了姑娘们口中最亲热、最贴心的“汤二爷”。在八大胡同，她更是打听到很多政治上的要闻秘事，无人不叹邵飘萍夫妇消息的灵通与手段的高明。据说，汤修慧还时常女扮男装，各处走动，风头高举。这对新闻夫妇的轰动传奇，不得不说是夫妻二人完美合作的结晶。
阴阳两隔的晚年守候
办报期间，正义凛然的邵飘萍经常会得罪高官幕僚，引来杀身之祸。而这时，汤修慧便成了丈夫性命安危的坚定守护者。
1913年8月，邵飘萍因发表了抨击袁世凯的文章，不仅被查封了报馆，还被警方逮捕。当时的汤修慧，还在杭州女师读书，得知消息后她四处奔走呼吁，救出丈夫。1919年“五四”浪潮后不久，因公开发表《国民一致对外之声援》批评当权的“安福系”，邵飘萍再次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心急如焚的汤修慧劝说丈夫躲避起来，自己再四处奔走疏通，最终不仅救回丈夫，还使《京报》复业。通缉一事反倒使这对新闻夫妇名声大噪，汤修慧的“夫人外交”可见一斑。
然而，锋芒太露、树大招风的邵飘萍仍然没有躲过军阀的毒害。因同情冯玉祥，邵飘萍为伸张正义，力排众议，利用《京报》特刊大加抨击各路军阀，由此惹火了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被张作霖下派的军阀张宗昌逮捕。4月26日凌晨3点，被禁锢在报馆的汤修慧自觉此次事险，为了营救丈夫，竟然不顾个人安危，胆大地翻过报馆的围墙，躲过守卫的警察，赶到花园饭店，请张培风先生出手相救。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凌晨4时20分，邵飘萍被抢杀于天桥刑场。
一代“新闻才子”冤毙离世，一对有情人阴阳两隔。从此，汤修慧下定了终身守候亡夫，代其完成新闻事业的誓言。邵飘萍遇害前，有人曾问他：“你出走后，这个京报馆、通讯社怎么办呢？”邵飘萍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果如他所料，1928年6月12日，汤修再次复活《京报》，并亲自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说：“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修慧盖无日不锥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字体行间，无不表达了她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决心。
煞费苦心的汤修慧凭着一人之力将《京报》艰难维持至1937年的“七七”抗战。抗战胜利后，汤修慧试图重启《京报》，结果未圆。待她再返京时，报社已被托押给银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遣返浙江进行劳动改造。无奈之下，她向毛主席直书冤案，这位主席昔日的“师娘”才得以返京安度晚年。
1986年3月2日，汤修慧病发卒于魏染胡同寓所，享年97岁。据邵氏儿孙回忆，汤修慧晚年期间，每一天都离不开报纸，她始终似邵飘萍在世时那样，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新闻事业。或许，对于阴阳两隔的他们来说，那一天一份的报纸，便是隔世情感的最好依托。
他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间谍。1933年5月，组织上决定派他去日本建立秘密间谍网。表面上，他是德国《法兰克福报》驻日本东京的特派记者，风光无限，实际上，他是在过一种刀尖上的生活。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雍容儒雅的他身边也围绕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女人，但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感情会误事。莺歌燕舞中，他恪守着自己专业的底线。
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常到金色莱茵饭店就餐，也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她——一个酒吧的女招待。27岁的她，身材苗条，仪态优雅，对他尤其照顾。他一开始很是警惕，但慢慢地，他就发现眼前的女人是真心真意对他好的。也许是高度紧张的间谍生涯让他需要一份男女感情的慰藉，也许智慧的他确实相信了这个女人，那段时间，他仿佛真正地恋爱了。两人频繁约会，时常双双出入公园和餐馆，在这样关系的掩护下，他的工作如鱼得水，很多情报也频频得手。
不久，他又把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有了爱情的滋润，他们配合默契，生活自在愉快。即使如此亲密，但他一直对她隐瞒着自己真正的身份。敏感的她一一看在眼里，可他不说，她更不会问。她只是默默地照顾着他的身体，用一个女人柔软的心拥抱整日奔波不息的他。甚至，当她亲眼看到他偶尔因为工作需要同别的女人亲密时，她也报以最大的宽容，她安慰自己：他那么优秀，身边有另外的女人是正常的。她爱他，竟然爱到如此卑微的地步。
1941年，由于组织成员的相继落网，他也很快就就引起了日本宪兵和特高课的怀疑。碍于他特殊的身份，日本特务只有抓她盘问，面对残酷的刑讯，她一再用生命保证他的无辜。知道她被捕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最终她遍体鳞伤地被释放。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他找她来谈话。
他说：“我可能会遇到意外死亡，你还是嫁人吧。”她上前捂住他的嘴，两眼含泪：“你别这样说，如果这样，我宁可去死。”经过他的再三恳求，最后，怕成为累赘的她才答应暂时离开他的身边，但她坚定地说：“我会等你，一直！”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由于谍报网暴露，他被日本警察逮捕监禁在巢鸭监狱。可此时，他所发生的一切，她都毫不知情，依旧在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直到1942年5月，她才最终在报上看到他被捕的消息，也在那时彻底了解到关于他的一切。她一点都不怨恨他对自己的隐瞒，反而感激于他对自己的保护，她耐心等待着他被释放的那一天。
1944年11月7日，他在东京被秘密绞死，终年49岁。几个月后，她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那天，急匆匆赶到监狱去寻他，可没有见到他的影子。她不死心，再重新找一遍，一个犯人不忍心地告诉她，他已经在一年前被处死了……
她的希望破灭了，痛苦到了极点，可最后她还是坚强地告诉自己：既然他死了，找不到他的人，也一定要找到他的遗体。之后，她先找到了他的辩护律师，可律师也一无所知。不死心的她又回到监狱，查看监狱登记簿，费劲周折总算找到了他的名字，可还是没弄清楚他到底埋在哪里。最后，有人提议，让她去无名墓地找一找，因为那里的每一个墓上都插有一个木牌子，注明了死者的埋葬日期。她抱着一线希望赶到那里，可牌子早已荡然无存，她又一无所获。
她没有气馁，继续找寻。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她花了四年时间，终于在1949年10月才找到他的遗体。打开骨灰盒，她看到了一个金牙套，那是他火化时留下的最后一件遗物。她高兴地仿佛捡到了天大的宝贝，将那牙套紧紧贴在胸口。后来，她又把牙套制成戒指，戴在中指上，日夜不离。她觉得他就在自己的身边，那戒指就好比两人的订婚礼物，她宛如最美丽幸福的新娘。随后，她又倾其所有，将他的遗骨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并在花岗岩石牌上刻下了他的名字。
这个痴情的女人终生未嫁。她的房间里摆满了他的遗物，墙上挂着他含情带笑的大幅照片。她亲自动手塑造了他的雕像，和她朝夕相伴。每隔几天，她总会去一趟他的陵墓，在墓碑上放上一束鲜花，喃喃自语，犹如他就站在眼前，从未离开过一样。2000年，这个守着他一生的女人去世了，死后与其合葬。
在世界间谍史上，他被誉为“最有胆识和最完美的间谍”。人们常常称颂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却往往忘记了，在那些如履薄冰的日子里，他的爱情，更是那个残酷时代一抹永远亮丽的色彩。他是理查德·佐尔格，同时，也请我们记住那个对他至死不渝的女人的名字——他的情人石井花子。
吴晗第一次见到袁震，竟是在病榻上。当时，27岁的袁震虽是一位病人，但她优雅的气质、从容的谈吐，给吴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吴晗和他清华的同学们还特意一起给袁震起了一个“睡美人”的雅号。
原来袁震在一次回家看望患肺结核的父亲时不幸被传染，也患上了肺结核，读到大学四年级时，被迫休学。因家中无人照顾，学校就允许袁震住在学校宿舍里，生活起居由她最要好的室友蒋恩钿照料。
23岁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的袁震，此时早已是清华屈指可数的才女。她对文学、史学都有颇深的造诣。即使是卧病在床的时候，也经常向吴晗任编委的校刊投稿。所以，尽管她已休学，但“漂亮才女”的名声依旧在外。吴晗很欣赏袁震写的文章，也十分想结识这位多少有点传奇色彩的同系女同学。于是，便在蒋恩钿的帮助下，找到了袁震的宿舍。从此，吴晗隔三差五就来看一看病中的袁震。吴晗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在与袁震相处的过程中，吴晗对她的出众才华钦佩不已，却也因她生病而感到怜惜。他暗暗把袁震当成了红颜知己。
1934年夏天，25岁的吴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在清华任教。此年下半年，袁震的室友蒋恩钿毕业要去绥远教书。她觉得应该找一个人来照顾袁震，于是，她就找到了留校任教的吴晗。吴晗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从此，吴晗一有时间就会到袁震的宿舍来，渐渐地，两人日久生情。
不料，这时袁震竟又得了骨结核，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对这个失学失业、病魔缠身而又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并没有避之不及，他仍然一往情深地来看望她，而且更加频繁。袁震参加革命较早，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观点都很清晰，尤其在史学领域，往往能提出独到见解，这一切都令吴晗佩服之至。有一次，他俩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非常敬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结果被袁震驳倒，吴晗心悦诚服。袁震知道吴晗崇拜胡适，就笑说他：“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
吴晗与袁震恋爱的消息，也开始在清华园里传播开来。同学之间对他俩议论纷纷，都说吴晗有些傻气，找了这么一位病怏怏的“睡美人”。但是，善良的吴晗并没有把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
可吴晗的母亲在家乡听说儿子在北平交了个患肺病，且瘫痪在床的女友时，老人家急坏了，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赶到北平，非要见见袁震。吴晗只得编谎言，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一听，以为那女孩的健康状况应该不像传闻说的那么严重，就在城里玩了几天后，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随后，吴晗的弟弟又找到吴晗的好友罗尔纲，请他出面劝告。那时吴晗正生病住院，罗尔纲见他爱理不理的样子，便责备他徒有孝子的虚名，却不顾母亲的伤心。听了这话，吴晗流下了泪水，他睁开眼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
罗尔纲原本以为吴晗抗拒母命，只是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而这时他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竟是袁震有重病，需要有人照看。吴晗的为人，在那一瞬间让罗尔纲深深折服。
正在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北京各大院校都开始外迁。1937年9月，不到30岁的吴晗，应云南大学之聘要到昆明去。他很想带着袁震同去，可病弱的袁震还被禁锢在北京的病床上，不能下地行走。吴晗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他深沉地说：“我这一去虽关山万里，但绝不会忘怀你，也绝不会别情他移！你要充满信心，战胜病魔。一旦你能下地行走，我就来接你到昆明去。”吴晗去昆明后，月月给袁震寄钱，两地书信不绝，彼此安慰鼓励，增加了在逆境中共同奋斗的勇气。袁震在积极治疗和吴晗炽热的爱情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病情开始好转。1939年夏天，也就是吴晗与袁震相识后的第五年，袁震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兑现承诺，终于把袁震接到了昆明。
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也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当他们见到端庄大方、彬彬有礼的未婚儿媳，却面色苍白、风吹就倒的样子，不免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怎能同儿子结婚呢？
在其他事情上，吴晗对母亲的话都是言听计从，唯独这件事，他非常固执。他仍旧耐心护理着袁震，每天扶她到室外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常有空袭警报，经常需要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吴晗就把家搬到了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母亲见自己的规劝不起作用，就找最关心吴晗婚事的大妹去劝，要她警告哥哥，说：“若娶了她，要断子绝孙哪！”
当妹妹把母亲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达给吴晗后，吴晗正儿八经地对妹妹说：“我并不是因为袁震生病，同情她，才跟她好的。我和她是清华的老同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是生死不渝的。她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够抛弃她，那样她受不了。两个人要好，不仅在顺利时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中要好。不管袁震愿不愿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那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不义的人吗？”
吴晗的一番话把妹妹感动了，于是就反过来帮他做母亲的工作。母亲终于无话可说。就这样，在吴晗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袁震的病情得到控制，她的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吴晗和袁震终于能像普通恋人那样，在夕阳的余晖里，漫步于小径之上了。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吴晗对母亲谎称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到昆明城里一家旅馆，约了几位好友，在一间简朴的小屋里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婚礼仪式。这一年，吴晗30岁，袁震32岁。一对患难情侣，苦恋五年，终成佳偶。
与袁震结婚，无疑意味着要照料她一辈子，吴晗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多灾多难的袁震婚后没多久，又患上了子宫肌瘤，出血不止。大量的出血又引起了严重的贫血，不得不每十来天就要输一次血。吴晗得知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的血型相匹配后，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也没多大差别，可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支付袁震的医药费，吴晗把自己的生活费用降到了最低限度，身上穿的是大学时代的旧衣衫，脚下是露出了后跟的布鞋，每次去上课来回要走20公里的路。为了给袁震增加营养，吴晗买不起肉时就买些牛骨头来炖汤给袁震喝，他自己每次给袁震输血后，也不过喝碗牛骨头汤补补身子。后来到了实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便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对此，植物学家蔡希陶曾赠他一副对联：“门书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以表达自己对吴晗的钦佩。
1949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可不管公务多忙，吴晗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一如既往。袁震也尽力在学术上帮助丈夫。在此前后十几年间，吴晗先后出版《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等多部著作。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由于袁震的身体原因，一直没生小孩，吴晗夫妇就从孤儿院抱回了一儿一女。这给了吴晗夫妇心理上莫大的安慰。然而，正当吴晗和袁震沉浸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向他们袭来。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不到1个月，袁震又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原本就长期卧病的袁震，哪里经得起这般的非人折磨？1969年3月18日，袁震永远离开了人世。同年10月11日，饱受折磨的吴晗，也在秦城监狱里含冤辞世。
一对患难与共的伴侣，虽含冤九泉，但他们不离不弃的忠贞爱情却早已穿越了生死，像一首不朽的歌，让我们每次聆听都心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