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咫尺的秀发――那道靓丽的彩虹
这个发生在七十年代末期,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
我坐在教室的南墙根,前数第五排,我的组长红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那时候的我情窦未开,那时候男女同学授受不亲。
但我喜欢这个漂亮的组长,就像儿童喜欢自己心仪已久的玩具。白皙的瓜子脸上两只秋水般的眼睛,浑身散发着少女的芳香。最诱人的是长发飘飘。那发披散着、放着光彩,在那洁白的围巾下显得乌黑乌黑的。
我坐在后面看那种神秘的美,好像是看雾气腾腾的庐山。当然前面一定风调雨顺、春风满面。
有时候,我会有意无意地触及那柔顺的秀发,有一种凝滞似的感觉或者说就像手摸到了缎子背面一般。
那时候,我的学习还行。虚心好学,就是有了疑难问题敢于不耻下问。向谁问呢?美丽的组长呗!不过那时的心灵特单纯,只是单一的请教。
那时候,听有人说:如果在卧室贴上一张美女图,然后耐心等上十年,美人就会自动从画上飘下来,帮你洗衣做饭。我当年认为是真的,现在也希望是真的。就像聊斋故事一样,那人白天在墙壁的画里,晚上下来共枕眠。
所以,我买了一张香港明星汪明荃的玉照贴在我的枕边。因为,红长的像《万水千山总是情》中的汪明荃。
十年就十年呗!我可以等待,为了这个愿望我满心欢喜,而且是窃喜。
上着课,想着窗外的小鸟,看着黑板,听着粉笔摩擦的叽叽喳喳声,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当眼睛拉近时就有瀑布般的秀发在眼前飘来飘去。那秀发近在咫尺,伸手可及。
这就是我的童年,迷迷糊糊,充满天真与幻想的童年。
我们小学的外面正对着门,有一个滑梯,下了一个坡就是操场。那是我们玩篮球、跑步、做第六套广播体操的地方。
我们那个年代物质匮乏,什么也没有。玩香烟盒叠成的三角和硬纸叠成的面包、弹玻璃球、把膝盖用手抱着抵拐、把冰棍筷子插在土堆中间玩尿炕,轴承的珠子卸下来玩钢墩,再不就是把自己的凉鞋脱下来,光着脚丫,背身扔过去玩菜包子、馍。
那时,校园门口的滑梯是我们快乐的天堂,快速滑道上冲上去,就是胜利。有了登临泰山的感觉――一览众山小。如果谁先冲上去,那自豪感不亚于毛主席登上井冈山。
那个时候,家里都穷。爸爸从北京带回了一辆26加重红旗自行车,成为我家以及我的骄傲。当时,有辆车子就跟现在开上奔腾B70的感觉一样。
当时车子重,一骑就摔跤。我的小红组长比我会的早,放学她就主动教我。我个子小,得左脚踩在脚蹬子上,右腿从车子横梁下的三角形掏过去,半圈半圈的骑,在组长拖着后衣架的情况下,奋勇向前。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小红的帮助下,终于短时间脱颖而出了。
那绿草凄凄的操场,那难忘的光辉岁月,还有组长那像云朵一样洁白的衬衣,那风中吹拂的长发!
以我的经历为什么不早于高晓松写《同向的你》呢?呵呵!
其实,本人是个胆子不大但肚里有点坏水的人。那时想找我的美女组长一起玩耍,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又没有敲门的勇气,于是就心生一计。
武侠中有投石问路,我就采用这一招。下午放学后隔着墙往组长家扔石子,当然,我还拉着一个垫背的。每次组长的妈妈生气地追出来,我因为不被发现和逮住而快乐!那种快感是特有的。
有次石头选的大了点,扔进去觉得声音不对劲,腿肚子转筋跑不动,被小红的妈妈擒获了。她说:明天去学校找老师理论,她们家的水缸被砸破了。我浑身冒汗,那个垫背的早无影无踪了。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想起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机智地回答:“我叫李刚,您别告诉老师,我知道错了!”其实我姓张。那时候害怕老师,就像老鼠怕猫,村民怕村长。老师知道了,一体罚能把尿吓得喷淋出来。那时老师是有教鞭棍的,很威严的。
红的妈妈说:听红说和你的关系挺要好的,你怎么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坏事呢!
就是这句话,使我幼小的心灵长了草,一年四季不衰败的草。我想组长一定对我有好感,在她妈面前夸过我。
有些事情就怕当真,我现在的妻子经常训我说:给你根棒槌你就当针。可她不知道,这是我小时候落下的病根。自作多情会害死人的,最低限度会使你胃部疼痛。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返。转眼间就上了初中了。那是个大背头、喇叭裤、踢死牛、大鬓角、提着录音机跨着摩托车在街上飞奔的年代。夏季的矿山是热血沸腾的,喝完啤酒的年轻人斜挎着吉他,在马路边吼叫着,抒发着压抑的情感。那时候搞对象叫做“挂货”,虽然听起来不雅致,甚至贬义,但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时的我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有了微微的胡须。那是的红更加美丽、端庄、挺拔、高耸、艳丽,总之,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藻更加贴切。
记得快开运动会了,我被选进仪仗队,要求白衬衣、蓝裤子。我当时只有像天一样蓝的裤子,没有像云一样白的衬衣,我记得红有一件,我悄悄地告诉了红。红慷慨地答应借给我穿。我说你别洗了,回头开幕式完了,我洗干净还你。接过洁白的上衣,我闻到青春的气息、少女的芳香。这件事,要不是现在这把年纪了,我是打死不会说出来的,就是国民党特务的老虎凳伺候也不带说的。
我和利是世交,我的爸爸和他爸爸在一个单位,又是同乡。他爸爸是多面手,帮我家盖房子、油漆家具。我爸爸教他爸爸打算盘“二进一去五”,我们理所当然是铁哥们。
我跟利和红是要好的铁三角。上课紧张严肃,下课欢乐活泼。那时候我们的晚自习上到夜里九点,我们三个就一起回家,其实我在北边住,他们在南边,但也不是一条街,隔着马路还有好远。但是我们能说的来。小学校正好把南北工人村平分,于是,前面提起的滑梯就是我们的乐土。
晚上,在滑梯上开心地聊天,斗转星移,连星星都瞌睡的睁不开眼了,才各自散去。我和利是各怀心腹事的,但是我比利多了一层关系,红喜欢我的小弟弟,让弟弟认了她干姐了。我当时想这不是等于捡了一个干妹吗?可是一比生月,我得喊她姐姐了。
这种关系一确定,我的想法小了许多。但心里当时种下的是草,草的生命里是最旺盛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夜幕下的欢声笑语,床头边的汪明荃。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了。
毕业了,虽然难舍难分,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就好比太阳有太阳的轨道,月亮有月亮的轨道。
我出门上学了,但时时惦记着我的老同学们,尤其是利和红。利去内蒙当兵了,我们的铁三角靠通信联系感情,相互祝福和鼓励对方,这成为了心灵的慰藉。
记得一个雪花飞舞的日子,空中飞来红的问候,我颤抖的双手捧着带着温度的贺年卡,泪水融化了雪花,撒在白茫茫的大地上。
童年的经历,青春的萌动,如今的回忆,如渐渐春意复苏的大地。
那纯真的年代,那坦诚的友谊,那乌黑的长发,那如云朵一样洁白无瑕的衬衣……
【近在咫尺的秀发――那道靓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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